海关对常关权利的侵夺，首先是管理权的逐渐剥夺。典型的表现是1901年《辛丑条约》规定，距通商口岸五十里以内的常关税收改归新关（即海关）管理和征收，作为抵还赔款的财源之一。“由此，中国常关遂分为三种：一为通商口岸五十里内常关，划归税务司兼管；二为五十里外常关，仍由监督管理；三为内地常关，照旧由监督管理。列强由此又获得了对于中国部分常关的管理权。”（注：《晚清财政与社会变迁》第403页。）据统计，清末由海关所兼管的常关计有正关22处，分关分卡112处。（注：戴一峰：《论清末海关兼管常关》，《历史研究》1989年第六期。）而当时全国的常关总数也不过53处（注：《中国税制史》下册，第66-70页。），所以海关兼管的常关占到了常关总数的42%。 

其实，海关兼管五十里内常关，只是它攫取常关管理权迈出的“最成功”的一步。在此之前，赫德的“努力不懈”已经取得一些成果，1887年，“香港和澳门以及中国各口的贸易已经置总税务司署的管辖下”（注：《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3卷，第418页。），这是指海关对拱北关与九龙关管理权的剥夺。（注：1872年间，时任粤海关监督崇礼在国内船舶*鸦片猖獗的广东香山县属之马骝洲、前山两处，新安县属之九龙寨、汲水门、长洲、佛头洲四处，创设税厂，征收来往香港、澳门各货税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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