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赫德在接管过程中非常谨慎，税务司与常关监督的交接，在赫德看来仍然是“甚属不易。”（注：《中国海关与义和团运动》第55页。）典型的体现在后来对这些常关的管理采取了不同的管理形式，对此，马士的表述是：“造成许多破例的情形，以致总税务司属的管理权有自天津临时政府直接继承而来的直接管理的那种最高形式，直到仅具名义上的监督的那种最低形式的种种不同。他在芜湖所行使的就是那样一种名义上的监督，以李瀚章和李鸿章久居高位为凭恃的李氏豪族在那里声势非常煊赫——和那样一种势力去抗衡是不聪明的。那里的‘管理’只限于收受监督方面实征款数的报表，转报中央行政当局，并提取十分之一的固定经费以供机关开支而已；税务司是一个投闲置散、而不是一个积极的伙伴，总税务司署的接管工作所作的惟一变动就是领取经费，这不妨说是为使不惹事生非而付给的一笔钱。革命使得有必要把一切指定的税收都从成立方才几个月的那个政府的各色集团管理下转移出来，而使总税务司署加强对税款的掌握，俾得扫除一切阻挠的势力；它对于‘常’关机构的管理加强了，并且和行之于天津的办法取得了划一。”（注：《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3卷，第426页。）
实际上，即使如天津这样的常关，也要“仍由监督派员襄理，所征课税，移存道库备拨。”（注：李允俊《晚清经济史事编年》下卷，第86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与海关的管理仍然有别。而且赫德的海关接管常关后，税收将增加到500万两的诺言也没有兑现。
本来，从近代国际贸易及国内商业发展的趋势来看，一国之内税关机构无论是管理上，还是税则上的统一是一件具有积极意义的事情；在晚清，以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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