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人中的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既得利益要保护”（注：《赫德与中国海关》下册，第423页。），不激起这些人的“愤怒”，赫德命令在初开始的时候，不得调换一个人：“凡有应办的工作，应优先录用旧员，指导原则应该是留用而不是排斥旧机关的人员；在适当的过程中，他们都会安排就绪，只有那些办事显然不力或不必要的人，才得予以解职；但是就连整个步骤也不要立刻进行，或仓促从事，而必须先行呈报，等奉有我本人的授权后再办。”（注：《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3卷，第420页。）最后，对这些人不得不采取了死后不补缺的方法来逐渐裁汰。而对赫德来说，更大的阻力来自海关监督、兼管将军、道台等。在近代的各个海关中，除了主管主要事务的税务司，“每个口岸也有中国自己的海关监督——其中有些人是朝廷的特派大臣，如广州的河伯；有些兼任地方官（道台），除了海关的职责之外还有地方的职责，如上海的海关监督；有些是没有地方职责的海关道台，如天津的海关监督；有些是满族将军手下的军官代理监督，如厦门的海关监督；还有的是总督手下的文官代理监督，如汕头的海关监督。”（注：《赫德与中国海关》上策，第296页。）
外籍税务司在职务上是海关监督之下的行政部门的首长，同时又是总税务司在海关的代表，是海关监督在该口岸的“外贸顾问”；而“各口岸海关监督实际上是该口岸正确履行职务的官方负责人”，各关税务司在地位上“必然是从属于海关监督”（注：《海关总税务司赫德1864年第8号通札》，《历史档案》1999年第二期。）；但是事实上，近代海关建立以后，海关的权力包括主要掌握在总税务司在各关的代理——税务司的手中，海关监督的主要职责只是对“海关银号”（注：“关税应缴入特定的‘海关银号’，它的第一个机构在一八五二年税务管理委员会成立之前，开设于上海。在每个口岸，这种银号都是地方的，在监督的直接和单独管理之下，税务司在任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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