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清政府不仅再三谕令各级官吏保护和鼓励华商投资兴办近代企业，而且制定颁布各类经济法规，第一次从法律上确立了华商自由经营工矿交通运输业的合法性。这样，华商首次在法律上获得了自由兴办实业的权利，可以通过有关法规与地方封建势力、落后的行会制度据理力争。在这之后，华商附股外人企业的情况明显减少，纷纷集资独立创办近代企业。因此，从法律角度而言，清末经济法规的颁布施行，使工商业者取得了合法的社会地位，在某种程度上可称之为工商业者的一次解放。清末颁布的经济法规如《公司律》等，还明确规定商办企业与官办、官商合办企业处于平等地位，“享一体保护之利益”，并且保障了商人作为股东应该享有的合法权利。《公司律》规定：“附股人不论官之大小，或署己名，或以官阶署名，与无职之附股人均只认为股东，一律看待，其应得余利暨议决之权以及各项利益，与股东一体均沾，无稍立异”《《商律》，《东方杂志》第1卷第1期。》。这既是限制了官股的特权，同时又是保障一般商股的权利。
清末的经济法规，尤其是其中的各种奖商法规，对于改变商人长期以来处于四民之末的低微处境，提高商人的社会地位，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如所周知，中国封建统治者一直沿袭“重本抑末”的政策，商人被斥为市侩，卑为市井，受到各方鄙视，由此造成贱商之风盛行，商人的社会*地位低下。进入近代，虽然早期维新派曾大力呼吁重商，强调以商为立国之本，但清朝统治者并未切实采取重商政策，依然多方抑商困商，因而商人的处境并无多大改变。到20世纪初，清朝统治集团的许多高官大吏及最高统治者方始意识到“通商惠工，为古今经国之要政”，转而由抑商困商一变而为奖商恤商，宣传振兴工商乃奠创国家富强之根基，在中国近代掀起一股重商社会思潮。同时，连续颁布奖励工商的法规，将各种顾问头衔、花翎顶戴乃至爵赏授予经营实业卓有成效的工商业者。尽管获得这些殊荣者大多是工业巨子和富商大贾，但对扫除千百年来的贱商意识，改变商人的社会形象和社会地位，却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时人曾感叹：“中兴名臣曾国藩仅赏侯爵，李鸿章不过伯爵，其余百战功臣，竟有望男爵而不可得者，今以子男等爵，奖创办实业之工商，一扫数千年贱商之陋习，斯诚稀世之创举。”《杨铨：《五十年来中国之工业》，《东方杂志》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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