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仓所存在的问题也日渐暴露。它们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社仓内部的管理。社长负担过重，所谓“赔累”问题。一些地区，社仓日常管理所需费用相当部分是由社长负担，而且责任重大，社谷出现亏损，也由社长赔补，以致无人愿意充任社长，社仓管理松懈。或者社长选任不当，不能秉公办事，贫困穷户得不到社仓救助，存粮反而借给商人游民，甚至贪污、挪移社谷，管理马虎，粮食腐烂亏空等。其二，体制方面的问题。地方政府干预过多。在捐谷方面，通过行政命令手段，在民间强行征派。社仓之正、副社长的任选，粮食的出借与归还，也需得到州县官的认可和或批准。一些地方官甚至凭籍监督之责，挪用或贪污社仓存粮。

社仓的问题，引起清统治者高度重视，曾不断采取措施，试图予以纠正，但效果不显著。面对这种情况，社会上的一些有识之士，大力呼吁行“义仓”之法，建立真正由民间自筹自管的“义仓”。清政府的一些官员也建议推广“义仓”。道光初年的安徽巡抚陶澍在其“劝设义仓章程疏”中指出：“社仓春借秋还，初意未始不美，而历久弊生，官民俱累。变而通之，惟有于州县中每乡每村，各设一仓，秋收后听民间量力捐输，积存仓内，遇岁歉则以本境所积之谷，即散给本境之人。一切出纳，听民间自择殷实老成管理，不经官吏之手。以冀图匮于丰，积少成多，众擎易举，所以图便于民也。”[22]

乾隆十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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