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义仓的发展与地方政府的倡导和推行有着密切的关系，凡是普遍建立了义仓并得到较好管理的地区，均得益于地方官员强有力的行政指导和组织。在这里，省、府、州、县各级政府的意愿及政策，甚至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清代义仓的发展体现了浓厚的地域特点，各地发展不平衡。嘉道以后，义仓的重要性愈益得到全社会的认同。大量资料表明，此时各地义仓数量明显增加，民间自发建仓的事例也越来越多。这时期，由于政府的腐败和财政的空虚，在社会救助之中，政府的能力和作用日益下降，鸦片战争之后，清政府用于赈灾和扶助贫困的力量进一步削弱，社区自保，宗族自救逐渐成为社会中重要的救助形式，作为民间救助重要手段的义仓随之得到进一步发展。

在清政府的倡导下，一些地区还建立了以盐商灶民为主要救助对象的“盐义仓”。雍正四年（1726），两淮盐商“公捐银二十四万两，盐院交公务银八万两，奉旨以二万两赏给两淮盐御史，以三十万两为江南买贮米谷，盖造仓廒之用，所盖仓廒赐名盐义仓，即著两淮盐御史交与商人经理。”[24]于是两淮盐区的扬州及泰州、通州、海州、如皋、盐城、板浦、石港、东台、阜宁等地相继建仓。同年，两浙盐商也捐银买谷积储，“照两淮盐义仓之例，于杭州府地建仓。”[25]其后江西、湖北等地也建立了盐义仓。山东则采用“照票输谷”的办法，向盐商筹集粮食，建仓储粮。按照民捐民管的原则，盐义仓的管理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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