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中，有许多材料提供了拳民一方启用各种乡土文化资源，包括术数来作为精神武器的证据。然而在教民一方，由于基督教信仰的主导和可能是由于传教士的知识背景对材料的过滤，目前我们所见到的也许是和术数相关的记载仅止于此。不过，如果本文的推测能够成立，并能找到其他证据，那么似乎可以进一步表明，当时冲突的拳教双方，在某种程度上是在分享和争夺着乡土社会的文化资源——不仅是神迹、巫术（如双方对枪炮不入的向往），而且还包括至今为研究者未涉及的术数学。这些文化要素的复杂配置构成了一个可称之为“灾难——拯救”的信仰范型。

这种范型在中国绅民的经验里，在乡土仪式习俗或民间教门的经卷里，都有普遍的浮现和广泛的流传。根据前述的圣母神迹及其相应的术数信息，对比义和团的神秘主义信仰，可以对双方分享的“解灾范型”作如下简约化的表述：1.周期性灾难的不可避免（天降大劫／魔鬼显能）；（注：前者参见陈振江，程歗《义和团文献辑注与研究》收集的多种义和团揭贴告白，后者见《献县教区义勇列传》，第2册，第59页。）2.个人和世俗社会被灾难笼罩；3.神（玉帝及诸神／天主、圣母、天使）是解灾救世的主宰；4.凡坚持信仰（多神主义／基督主义）的人得到拯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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