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大师兄在公开场合走路都模仿戏剧台步，互相对话也“装腔弄态，全是戏场科白”（同上，第三八九页），有人干脆“小结束，戴英雄帽，如剧台所扮黄天霸者”（支碧湖：《续义和拳源流考》，翦书Ⅳ四四五页）。

　　但是，反帝斗争的流血战场毕竟不是戏剧舞台，用机枪大炮武装起来的外国侵略者也不是西天路上可以用佛法扫除的妖魔。中国农民不得不用自己的血肉之躯来铺平这条斗争的悲壮道路。

　　这就使我们不能不分析戚文以及其它一些论著都交口称誉的那种义和团的勇敢精神。我们无法回避，这种勇敢精神尽管本质上来源于对侵略者的仇视，但很大程度却是靠封建迷信来维持的。当时电讯报道：

　　拳众“信枪弹不伤之妄，遇有战事，竞冲头阵，联军御以洋枪，死者如风驱草。乃后队存区区之数，尚不畏死，倏忽间亦皆中弹而倒，西人皆深悯其愚”（佐原笃介、沤隐：《拳乱纪闻》，翦书I一四九页）。

　　我作为中国人，骨髓里也难免有鲁迅先生所说的那种“阿Q精神”，但看到这类“勇敢”被论者津津乐道，仍感到这与办丧事时听人喊“恭喜”实无区别！

　　义和团中作战最勇敢的是青少年；牺牲最多，在戚文中备受吹捧的也是他们。他们“年长者约年廿岁，最幼者只十二三龄，前被官军联军击死，皆是辈者也”（同上，第一九九页）。这是因为青少年单纯对迷信的虚妄更少怀疑，更容易相信神咒可以使他们刀枪不入。但是，念咒敌不过枪弹毕竟是现实，老师师兄经过实践是懂得的。“团与洋人战，伤毙者以童子为最多，年壮者次之，所谓老师师兄者，受伤甚少。”（佚名：《天津一月记》，翦书Ⅱ一四八页）究竟奥妙何在？义和团解释说：“童子法力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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