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能蛊惑人。“是时谣言，且谓大师兄已遣红照罩飞往各国，阻其来兵；然后从事中国，租界不难一扫而平”（管鹤：《拳匪闻见录》，翦书I四七○页）。又云红灯照能“步行水上”，习此艺“可以远赴东洋，索还让地并偿二万万之款”（佐原笃介、沤隐：《拳事杂记》，翦书I二四四页），甚至可以把外国京城烧毁。正因为如此，团中“红灯照”地位甚高，虽然“□服利屣，皆十五六好女子也”，但男子汉反“自谓不如”（李希圣：《庚子国变记》翦书I一八页）。实在是他们不仅需要冥冥中的众神保护，而且还需要在现实的生活中制造出具有超人神术的人物来使众人相信自己必胜。《清史稿》称：“又以红灯照荧众，每入夜，家家悬红灯，谓‘迎仙姑’”（卷四六五，一二七五六页），当是如实的反映。
由于这类迷信的蒙昧作用，义和团付出了重大的血的代价。初起时那种死不旋踵，在近代军事科学技术面前还是打了败仗，当然也就无法持久地保持原先的勇敢精神。先是找理由搪塞：“团每战必败，或问故？团曰：每战辄见洋人队中，有赤身妇人立于阵前，致法术为其所破。”（佚名：《天津一月记》翦书Ⅱ一五三页）后来发展到有意避战：“裕（禄）日促张（德成）出督战，张皆以时未至辞。强之，不得已，始一行，然亦惟率众出东门，绕从北门人，极不敢越城东南一步也。而归则张大其词以惑众。”（汤殿三：《天津拳祸遗闻》，翦书Ⅱ六九页）甚至还出现杀良冒功的现象。
如此情形，不能不失人心。义和团初起时，人民踊跃支援，供应食物。但后来就发生了变化。“各处居民，多往前敌与练军、毅军送白糖饼、绿豆汤、西瓜、冰水等食物。途遇拳匪，问向何处送，民等因众拳匪只能吃大饼，不敢临敌。乃对曰，请老师前敌去吃。”（刘孟扬：《天津拳匪变乱纪事》卷上，翦书Ⅱ三五页）于是“团中人不复得汤饼矣”（佚名：《天津一月记》，翦书Ⅱ一四九页），加上乱杀“与洋教无干涉者”，“大失商民之心”，“人心益形怨咨，敢怒而不敢言”（袁昶：《乱中日记残稿》，翦书I三四八页）。
不仅不能取胜，封建迷信的无效和农民的无组织纪律更使得义和团的组织涣散解体，成为不可避免。运动的前期，就出现团民因“伤亡既众，多不服且骂其师无术，徒伤人命”（佚名：《天津一月记》，翦书Ⅱ一五三页）的情况。天津六月八日义和团冒雨出战，练军以三炮相助，“洋人果出，仅三人。各执枪向团，团即反奔，途中自相语曰，天雨矣，可以回家种地矣，似此吃苦何益，次日即散去大半”（佚名：《天津一月记》，翦书Ⅱ一五二页）。封建蒙昧主义与小生产的习性使义和团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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