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与顽固派排外的不同之点在于：一者因受到更深重的灾难被迫反抗，一者则是要杀尽洋人“而后闭关而治，复我太平”（《中外日报》一九○○年七月十五日，翦书Ⅳ一八一页）；一者是梦想恢复小农的牧歌式的田园生活，一者是要恢复腐朽反动的而且是闭关的封建统治。也许是历史的无情捉弄，使如此对立的两个阶级在特定的条件下走上历史的汇合点来共同排外。它们之所以能够在某种程度上走到一起来，那是因为它们有同一性，它们对帝国主义缺乏了解是如此的一致，就是一个例证。大学士徐桐见义和团杀洋人即大喜，谓“中国当自此强矣！”（《清史稿》卷四六五、一二七五○页）中国要强盛是如此之容易。在义和团看来要战胜外国侵略者也并不困难：“兵法易，助学拳，要摈鬼子不费难。挑铁道，把线砍，旋再毁坏大轮船。大法国，心胆寒，英吉、俄罗势萧然。一概鬼子全杀尽，大清一统庆升平。”（佐原笃介、沤隐：《拳乱纪闻》，翦书I一一二页）

　　认为只要破使馆，烧教堂，杀使臣，毁铁道，就可以保住腐朽的爱新觉罗王朝，这当然是不会达到反帝目的的。拥有强大国际资本，拥有近代工业和近代军事科学技术的帝国主义列强根本不会害怕这种所谓的反抗，八国联军的铁蹄与辛丑条约的枷锁很快就证实了这一点。可惜，长期以来我们有些研究工作者对这种蒙昧却是备加赞赏的。

　　似乎经常被人忽视的另一个问题是：由于封建蒙昧的作用，义和团对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和新的生产方式引入中国都是极其仇视的。所以，他们在同“洋人”入侵对抗时，对于异乎封建主义的一切新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也都统统采取打翻在地加以横扫的态度。如：

　　“团中云，最恶洋货，如洋灯、洋磁□，见即怒不可遏，必毁而后快。于是闲游市中，见有售洋货者，或紧衣窄袖者，或物仿洋式，或上有洋字者，皆毁物*，见洋字洋式而不怒者，惟洋钱而已。”（佚名：《天津一月记》，翦书Ⅱ一四六页）又如：“若纸菸，若小眼镜，甚至洋伞，洋袜，用者辄置极刑”，曾有学生六人，身带铅笔、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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