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团民“闻宋军杀团，始各惶惧，有在路隅暗泣者，有向人自白其误听者，有遇逃难船过，即上船泣求携带回里者，有将红巾、红带暗投河中而行者……风声远播，近津各村镇，亦皆偃旗息鼓，惟城内各团，尚自称随大军出战，然亦无几矣。”（佚名：《天津一月记》，翦书Ⅱ一五六页）

　　北京的情况也是如此。除董福祥的甘军在广渠门、东直门一带进行过抵抗外，城破之日，并未发生真正的巷战。义和团的微弱抵抗与它的人数极不相称，联军几乎是如入无人之境。有人计算，义和团当时在北京“城内设坛至八百余所，每坛以百人计，过八万人”，但是，“城破皆不知所之，唯于溷上、井中得刀剑红巾无算”（胡思敬：《驴背集》，翦书Ⅱ五○三页）。京外义和团虽然进行了一些微弱的抵抗，也不过是强弩之末了。义和团起时如烈火燎原，散时如瓦解冰消，应当说不是偶然的，而是旧式农民运动悲剧性的必然归宿。但是，戚本禹为了给文化革命的群众运动磨盘注水，不仅需要为历史上的这个群众运动隐讳他认为不光彩的一面，而且还需要给它抹上现代群众运动的理想色彩，需要把迷信当革命性吹嘘。对戚本禹之流来说，历史只是现代*运动的婢女，与科学是无涉的。

　　二

　　义和团运动的爆发，最根本的原因无疑是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掠夺，而大多数斗争的爆发，则直接是由于教士野蛮凶残的压迫与教民的跋扈欺凌所导致。教士教会作为帝国主义的侵略工具，早已为中国人民所痛恨。随着帝国主义的侵略，教堂遍布各地。“直如一国之中，有无数自专自主之敌国者。”（引自范文澜：《中国近代史》上册，三三五页）外国教士在中国土地上甚至可以以巡抚自称，动辄挟持地方长官，霸占田产民房，包揽词讼，甚至直接*。在教士的纵容包庇之下，不少教民“作奸犯科，无所不至，或乡愚被其讹诈，或孤弱受其欺凌，或强占人妻，或横侵人产，或租项应交业主延不清偿，或钱粮应交公廷抗不完纳，或因公事而藉端推诿，或因小忿而殴毙平民，种种妄为，几难尽述。”（李东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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