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多伤亡。年壮者法力不一，故有伤、有不伤。老师师兄则多神术，枪弹炮弹近身则循衣而下，故无伤”。这种解释之荒谬是显而易见的，但“人多信之”。而实际的情况是：“临阵以童子为前队，年壮者居中，老师师兄在后督战，见前队倒毙，即反奔”（同上）。所以，尽管义和团死伤惨重，首领张德成却直到天津沦陷前才为流弹打伤胳膊，而且同曹福田一样，败即隐匿，反不若清军将领罗荣光争大沽，凤翔守瑷珲，慷慨赴死，更不若聂士成扼天津，“肠胃洞流”，七伤殉难。但我们中国人一向为尊者讳，为贤者讳，张、曹是“群众运动领袖”，是需要为“革命”讳的。
关于义和团的纪律，时人记述不一。大抵主剿者一般都说他们是打砸抢抄杀，无恶不作的“乱民”、“土匪”；主抚者则又把他们描绘成“秋毫无犯”的义民。实际上，义和团初起时的纪律是严明的，但不是如有些论者所说的自觉纪律。加入义和团，老师师兄一般都要戒之以不贪财，不犯法，如违犯戒律，神不保佑，就会被枪炮打死。可见，义和团的纪律是靠封建迷信与死亡的恐惧来维持的。有资料记载说：
拳众“一中枪炮辄死，死必抢回”，“其受伤深重而不能复活者，大师兄遍搜其身，或偶携有他物，则曰是爱财，曾抢藏人物，故致死，万不能活矣。故多不敢辄抢，以此每日三白饭，夜间席地而卧，最苦”（袁昶：《乱中日记残稿》，翦书I三四六页）。
但是，用这种办法来维持纪律是不会长久的。加以后来参加者良莠不齐，农民又不可能无私，抢教民财产自是常事，坐地卖所抢之物亦有之。“见店铺招牌用铜片晶莹，则呼为金，辇之而去。见牛膝，则以为人参，大肆嚼啖” （柴萼：《庚辛纪事》，翦书I三○七页）。而且对贪财即死也发生了怀疑，团中有人甚至责问：“老师师兄抢劫最多，何以不死？”这种蒙昧的约束一经怀疑，不仅纪律难以维持，而且“自此党类多暗中解散者矣。”（佚名：《天津一月记》，翦书Ⅱ一四九页。）
在义和团运动中，“红灯照”的封建迷信色彩就更为浓厚。文化革命前研究义和团的涉及“红灯照”者甚少。“红灯照”实际是由于戚文鼓吹而大行其时的。此后即有文章称女红卫兵为“毛泽东时代的红灯照”（《解放日报》，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