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如果把义和团斗争的一切行为一概都赋予爱国主义的性质，象戚文那样，对义和团的笼统排外主义也大加煽惑性的“赞扬”，那只能是别有用心。无疑，义和团的笼统排外同它的反帝斗争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但是在反帝中把斗争扩大到对“外洋”事物一律加以排斥，那就是一种落后的表现，是并不符合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的。这种笼统排外，是一种历史的惰性力量，是封建蒙昧主义在义和团运动中的一个突出表现。

　　义和团对帝国主义的反抗，应当说是一种自发的反抗。小生产者的经济地位，文化方面的愚昧以及彼此之间缺乏联系，使他们对世界大势茫然无知，对自己的斗争目标也是不甚了了。有人记述山东的情况：“时德人方将布铁路，插旗买地，土人喧传，凡铁路所经若干里内，禾稼皆死，将为联庄会，齐向洋人拼命云。”铁路是帝国主义向中国进行经济、军事侵略的重要工具，但农民不惜拼命反对的着眼点是担心铁路会使沿线“禾稼皆死”，影响其直接利益，“然路矿大利，交通大权，被德人夺去，土人毫不能解。”所以目击者预料：“他日见禾稼不死，即为悦服洋人之日矣。”（王照：《行脚山东记》；翦书I四一○页）这种估计，是不能全然视为谬说的。

　　当时农民群众的思想是如此的落后。而煽动盲目排外和蒙昧主义以诱使义和团运动走入歧途的顽固派士大夫的思想就更加落后、反动了：“此派之人仇视西人，时时有杀尽之想”，表面看来似乎反帝很坚决。但“渠之仇视西人，并非真知西人将割裂我版图，奴隶我子弟，□削我脂膏而恶之也，不过怪其所不习耳，与狗之吠生人，一理也。”（《中外日报》一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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