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廷不思进取，小民不识大体，洋人不讲道理。从小小的巨野教案开始，我们就看到结构中国近现代史的三个方面及其三方难以调和的冲突。这种三方面冲突的格局，从根本上有利于西方的扩张。

鸦片战争基本上是朝廷与洋人之间的战争。战争起于禁烟，禁烟是朝廷的事，民众并未见响应。反倒是利益所趋，乡民与洋商勾结贩卖，共同对付朝廷官府。难怪英国烟贩抱怨，朝廷管不住自己的臣民，又怎能管住外人。鸦片战争爆发，英军惊奇地发现，战争在英军与朝廷的士兵之间进行，中国老百姓却站在远处，观“西洋景”，以为这是红夷与官军打仗，与乡里小民无关。因此，英军所到之处，军需给养似乎不成问题。只要给钱，老百姓踊跃将粮食、鱼肉、淡水卖给他们，根本没有敌我意识，如果需要苦力，在当地也不难招募。真正可以证明民众参与这场战争的，就是三元里抗英的故事。不管这段故事如何被反复渲染，有一点总是让人难以置信，那就是三元里人民抗英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运动。三元里抗英，至多可以说是保家卫乡，那个时代的乡民，根本没有国家意识。[6]鸦片战争中，真正受到打击的是大清朝廷。在洋人那里丧权辱国，在百姓那里丢了天朝的威严，为太平天国造反提供了心理基础。第二次鸦片战争依旧是朝廷与洋人之间的战争。白河沿岸的百姓，宁愿为英法联军运输给养，也不愿意被官军抓了去当苦力，洋人总还是给钱的。

中国朝廷与百姓之间的分裂的“缝隙”，让西方扩张有了可乘之机。马可·波罗那一代人到中国，正值蒙古入侵、中华沦陷。明朝实行海禁，抑制了中国民间航海力量，西方扩张势力在印度洋到南中国海畅通无阻，一直到中国海岸，“郑氏海上武装贸易集团”曾经有能力遏制西方在南中国海的扩张，无奈也葬送在满清内陆皇权手中。守不住海域也守不住内陆，鸦片战争后，西方人长驱直入，太平天国、义和团等中国内部的冲突彻底消耗掉中国的国家力量之后，西方在中国的扩张也就最终完成了。

朝廷与百姓的分裂，削弱了中国的力量，西方人也明白这一点。伊比利亚扩张时代西班牙殖民主义者计划远征中国，他们在菲律宾总共只有800人，要去征服一个至少有一亿五千万人口的大帝国，他们对自己的计划充满信心的根据，除了那种堂吉诃德式的狂热外，还有一种消息，据说中国百姓都憎恨中国朝廷，如果西班牙远征军在中国登陆，中国百姓会像欢迎解放者那样欢迎他们。西方人认为，东方专制帝国的朝廷与百姓是相互敌视的。英国海军以约7000人的兵力对一个有四亿五千万人口、80万常备军（约20万八旗兵、60万绿营兵）的大帝国开战，除了军事技术与组织的优势外，他们还相信，中国人民是友好的，平民不会参战，在天朝百姓看来，鸦片贸易有利可图，而战争，不过是红毛夷与皇帝的军队之间的事。“中国人民决不想损害同英国的关系……敌对心理只不过产生自政府的猜忌而已。”[7]

西方扩张，从来都是乘虚而入。洋药鸦片荼毒中华，殃民祸国，朝廷官府有此意识，百姓却无动于衷。朝廷禁烟不果，反起边衅，朝廷、百姓、洋人各有原因。除了朝廷腐败，禁烟令行不止，还有百姓不配合，国人要买，洋人才可卖。鸦片战争是“边衅”，太平天国与捻军起义是“内乱”，内忧外患，如今朝廷，已既无禁烟之力，也无禁烟之意了。第二次鸦片战争使鸦片贸易与基督教传教合法化，西方人不仅可以自由贩卖“洋药”，还可以自由传播“洋教”。于是，“洋祸”从海疆之忧，酿成心腹之患。鸦片本是洋祸之源，此时更加泛滥，朝野却无动于衷。反倒是基督教传教，在民间与士大夫阶层激起强烈敌意，排教仇教，一时教案四起。（图4-6：深入乡间的洋教士，穿着汉装，却用刀叉吃饭。）

西方扩张触犯中国社会的，最初不是洋药，而是洋教。这也是让郭嵩焘捉摸不透世道人心的地方，为什么举国汹汹，要禁洋教，却对禁洋药无动于衷？初到伦敦时，正赶上英国卫理公会、浸会、伦敦传教会向英国众议院请愿，要求禁止鸦片贸易，郭嵩焘深有感触。回国之后，发现国人日日沉浸于鸦片，，实在不可思议。“今日洋祸之烈，实始自禁鸦片烟，而金田贼首，亦因洋务散勇，啸聚山谷，驯至大乱。是此鸦片烟不独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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