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邪西毒，危局殊难揣测

大风起于轻萍之末。小小的巨野教案，不仅是义和团暴动的起点，也是西方列强最终完成对中国的瓜分的起点，不仅是中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也是世界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就巨野教案触发的义和团暴动而言，它在中西关系史上的重要意义在于：一、发动了抵抗西方扩张的民间力量，构成了中西冲突中民、官、洋的三角关系格局；二、导致西方在中国的扩张进入终结阶段，西方向中国扩张的势头达到顶峰，同时，衰落也已开始。

确定一个历史事件的起点，关键或根据在于该历史事件的意义。从中国历史上看，义和团暴动不过是一次农民起义，从世界历史上看，义和团暴动是中国与西方的一次冲突，一次影响深远的冲突，决定了20世纪或者更长时间内中国的命运、中西关系与世界格局。

从中国历史上看，义和团暴动的起点是大刀会聚众练拳，1896年3月28日，刘士瑞在山东单县城关火神庙“唱戏四天，以聚会友”，[14]义和团暴动从此开始。从世界历史看，义和团暴动的起点是1897年11月1日发生的巨野教案，它导致西方列强大规模地瓜分中国，触动中国社会底层，引起民间的武装仇教排外运动与八国联军入侵中国。西方在中国的扩张进入最后阶段，中国民间社会的抵抗力量与激进的民族主义精神生成了。如果说义和团暴动之前对抗西方扩张势力的主要是官方，那么此后，与西方对抗的中国力量则主要来自民间，来自社会底层大众。

义和团势已燎原。在团民、洋人、朝廷的三角冲突格局中，朝廷的角色最让人感到无聊。义和团的态度明确，就是要逐洋灭教；洋人的态度也明确，就是剿灭义和团，瓜分中国；只有清廷的态度不明确，既想逐洋灭教，又想剿灭义和团。清廷中有人希望借助义和团逐洋灭教，有人看到义和团潜在的危险，尽管声称“扶清灭洋”，谁能保证最后不酿成洪秀全或李自成之乱，要“坐江山”。清廷剿抚不决的时候，义和团运动已不可收拾，各国公使急电调兵增援北京，本来奉命剿灭义和团的清军聂士成部与董福祥的甘军的一部分，如今与义和团民一道，围攻自天津开来北京的西摩尔援军。1900年6月中旬的一天，北京城门洞开，拳民从四方涌入北京。王公卿相、倡优隶卒、王府民居、大街小巷，无人不练拳念咒，无处不设坛聚众。西摩尔的部队增援北京不成，只好退回天津。洋人恼怒，像40年前第二次鸦片战争一样，首先攻占了大沽口炮台。6月21日，清廷发布诏书，招抚义和团为“奉旨义和神团”，义和团开始“奉旨灭洋”了。

清廷剿抚不定，如今终于有所抉择。形势所迫，也不得不做最后的选择。1900年6月以前，朝廷犹豫不决，主要是慈禧太后自己也没想好。她既不喜欢洋人也不喜欢团民，但又幻想借义和团之力驱逐洋人，然后再剿灭义和团。慈禧在洋人与团民之间，多少还是偏袒团民的。至此为止，义和团不是不能剿，而是朝廷拿不定主意，剿还是不剿。6月中旬以后，义和团坐大，清廷已不再有选择剿邪匪或抚义民的余地，只可抚，不能剿了。慈禧在致电各省督抚时充分表达了这种别无选择的困境：“此次义和团民之起，数月之间，京城蔓延已变，其众不下十数万。……剿之，则即刻祸起肘腋，生灵涂炭。只可因而用之，徐图挽救。”[15]

十数万义和团在北京城内，许多官军与朝臣同情参与义和团。端王、庄王与贝勒载濂、载滢，甚至率领60多名义和团民闯入大内，以“搜拿教民”为名，要捕杀光绪皇帝。慈禧太后明白，暴民与昏官随时都可能推翻她这个朝廷。唯一的办法是招抚，这样可以争取时间，稳住义和团，等待外省勤王的部队进京。在团民与洋人之间，朝廷选择了团民，尽管不排除有所同情，但主要是权衡形势，义和团的威胁更严重，至少慈禧太后认识到这一点。

对于义和团，清廷是能剿的时候不真剿，要抚的时候，也不真抚。一边是义和团、董福祥的甘军一哄而上攻打教堂，另一边是荣禄的武卫军占据前沿，将义和团、甘军与使馆教堂隔开，阻止义和团民上前，自己向使馆方向放空炮或朝天放炮，同时暗下往使馆送鸡蛋西瓜慰劳。不得不招抚义军、歼灭洋人的时候，朝廷也未必真那么做。朝廷宣战是个有趣的事，一是宣战不战，二是宣战不知向谁宣战。宣战诏书不过是一道谕旨，从来没有送到洋人手里。而且，尽管在朝内，也不明白向谁宣战，诏书中只提到“夷等”，连盛京将军增祺也不清楚“此次中外开衅，究系何国失和”，希望朝廷明示，也好相机应敌。[16]一片混乱。

诺大个帝国的朝廷，最后变成一个阴险的寡妇与几个无能的纨绔子弟的阴谋集团。义和团只可抚，不能剿，洋人则只可战，不可降。首先是为了招抚义和团，朝廷也必须要摆出“灭洋”的架势。其次，洋人已攻占大沽口，进逼北京，慈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