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扩张激起中国民间的反抗，形成民众、洋人与朝廷之间的三角冲突格局。中国民间反抗西方扩张，最初是由仇教排教发起的。天津教案已经激起民变，此后教案接连不断，直到巨野教案发生，逐渐达到高潮。巨野刚平，临清、冠县的村民又开始围攻教堂、袭击教民，胶州百姓有组织地纵火烧毁德国营房，四川、湖南、江西、河南也先后爆发教案甚至农民的反教起义。余栋臣起义直指洋人洋教：“今洋人者，海舶通商，耶稣传教，夺小民农桑衣食之计，废大圣君臣父子之伦，以洋烟毒中土，以淫巧荡人心。自道光以迄于今，其焰愈张，其势愈爆……”[10]四川大足起义首先提出“顺清灭洋”的口号，三个月后山东冠县梨园屯义和拳起义又打出“扶清灭洋”的旗帜。值得注意的是，清廷一再“严办”教案、追剿义民，但起义者始终强调要“顺清”、“扶清”、“兴清”、“保清”，除了策略性考虑之外，也确有“尊王攘夷”的观念。

西方扩张造成的民众、洋人与朝廷之间的三角冲突格局中，朝廷加在中间，幸运的时候可以左右逢源，“以夷制民”或“以民制夷”，不幸的时候左右为难，“民”“夷”均不可制。民众要驱洋人、灭洋教，在意气良心上，多得官府的同情。毕竟上至朝廷，下到县衙，官员们大多对洋兵耀武扬威、洋商巧取豪夺、洋教干涉词讼、教民仗势欺人等现象不满，只是迫于形势，无可奈何，明白“愚民敢于为乱”，实为“教民有以驱之”。山东巡抚毓贤上奏朝廷说，以他20年在山东为官的经验，教民为害乡里，鱼肉良民，教士庇护教民，勒索赔偿，多端要挟，都是实情，民怨民愤，自有道理。[11]但是，拳民聚众闹事，扰乱治安，又必须弹压。尤其是烧教堂、袭教民，引起教案纷争，惊动了洋大人，事小则赔款，事大则割地，总吃不消。于是，尽管义民一再重申“扶清”、“保清”，朝廷却毫不领情，清剿拳民、处斩拳首，甚至滥杀无辜。森罗殿战役之后，清廷内部有人提出异议，认为清剿过分，妄杀百姓。指挥清剿的袁世凯的兄长袁世敦因“行为孟浪，纵勇扰民”被革职，毓贤受“传旨申饬”。不出一个月，上谕又斥责毓贤“固执成见，以为与教民为难者即系良民，不免意存偏袒。”要他“从严惩办，以靖地方”。[12]

晚清中国面临古今运会从未有过的大变局。数千年没有经历过的事，一时出现，让人错愕；万里之外从不相识的人，如今却出入于朝廷，居留乡间。二次鸦片战争之后，中西关系已经成了中国内部的问题，成了洋人、朝廷、民众之间的三角冲突关系，民间反抗西方扩张的力量，也在这复杂的三角关系格局中形成了。西方扩张势力从海岸深入中国内地，从经济政治渗透到文化习俗，清帝国半个世纪的政治军事抵抗全部失败，中国民间社会的抵抗力量出现了，并且逐渐成为主力。腐败软弱的朝廷，夹在洋人与百姓之间，又试图利用洋人与百姓的矛盾，以民制夷或以夷制民，左右摇摆，暂时可以左右逢友，长此以往，终将左右为敌。

其实清朝廷也是迫不得已，但凡有一点办法，也不至于败亡如此。从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一次次战败，清政府已经没有抵抗西方列强的能力了。历史经常指责清政府卖国投降，也不无冤枉。朝廷以国为家以家为国，家国性命之大，为什么要卖呢？至于让步签约、割地投降，巨耻大辱，迫不得已之为。据说曾纪泽曾对慈禧太后诉说办理洋务之苦：“办洋务难处，在外国人不讲理，中国人不明事势。中国臣民当恨洋人，不消说了。但须徐图自强，乃能有济；断非毁一教堂、杀一洋人，便算报仇雪耻。现在中国人多不明此理……”[13]

中西两极冲突变成中国内部的三角格局冲突。洋人不讲道理，国人不明事势，朝廷不思进取，可能也无法进取。乡野小民，练拳排教，官府摇摆不定。拿不准他们是“邪匪”还是“义民”；持不平应该“剿匪”还是“抚民”。拳民或拳匪要“扶清灭洋”，在民众与洋人之间，官府究竟要站在哪一边？毓贤在李秉衡、张汝梅任山东巡抚时，曾经严惩清剿过“拳匪”，他自己继任山东巡抚后，又提出“民可用、团应抚、匪必剿”的九字方针，宣抚义和拳、大刀会，将“拳匪”变成义民组织的“民团”，改“义和拳”为“义和团”。无奈那些暴民根本不听他调控，有官府宣抚，壮大更快，转瞬势成燎原。朝廷有农民暴动的教训，更有洋人不断施压，毓贤又被革了官，调任山西。

从巨野教案到义和团进京，山东换了四任巡抚。袁世凯带新军继任，发布《查禁义和拳告示》，对义和团大开杀戒，朝廷又电谕袁世凯对“拳民”“不可徒恃兵力”、“良莠不分”、“株连滥杀”，应该“化大为小，化有为无”。义和团在山东被袁世凯清剿，的确“化大为小，化有为无”了，但转向京、津地区，在保定、诼州等地，义和团却“化无为有，化小为大”，不仅大烧洋楼、大灭洋教，而且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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