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姓与洋人的对立，起自排教。而且在排洋教这一点上，士绅与乡民的态度出奇地统一也出奇地积极。这其中有政教方面的原因，也有经济方面的原因。夷人传教，流毒最宽，贻祸最久，首先是对礼教秩序的冲击，基督教只顺上帝，不孝父母，数典忘宗、弃伦灭理。晚清两次大的农民起义，太平天国要兴洋教、灭满清，义和团要灭洋教、兴满清，社会矛盾转化了，也进一步激化了。太平天国冲击了满清政治体系，也冲击了中国传统的儒家伦理体系。太平天国运动之后，同治中兴开始，中国社会从上至下重建儒家伦理传统的方式，是进一步地保守化。基督教与中国文化在伦理层面上的冲突也就更为激烈。儒家伦理以孝为本，而基督教只孝顺上帝之父，不孝顺生身之父，所谓“数典忘宗”、“弃伦灭理”。

其次是对政治秩序的冲击，基督教扶植愚民、干涉词讼、蔑视朝廷、犯上作乱，洋教士将他们组织起来，平时接济他们粮食，许多教民不是“信教”（Conscience Christians）而是“吃教”（Rice Christians），遇到麻烦时，又以洋人洋教特权庇护他们。于是，教民中不少游手好闲、仗势欺人、为非作歹之徒。巨野教案的时候，曹州府一带民教矛盾一触即发。山东巡抚李秉衡的一份关于教案的奏折中将这种关系分析得很具体：“自西教传入中国，习其教者率皆无业莠民，借洋教为护符，包揽词讼，凌轹乡里，又或犯案惧罪，籍为逋逃之薮，而教士则倚为心腹，恃作爪牙。凡遇民教控案到官，教士必为间说，甚已多方恫吓；地方官恐以开衅取戾，每多迁就了结，曲直未能胥得其平，平民饮恨吞声，教民愈志得意满。久之，民气遏抑太甚，积不能忍，以为官府不足恃，惟私斗尚可泄其忿。于是有聚众寻衅，焚拆教堂之事，虽至身罹法网，罪应骈诛，而不暇恤。是愚民敢于为乱，不啻教民有以驱之也。”[9]

最后是对民间经济的冲击。二次鸦片战争之后，西方扩张势力深入中国内陆，贸易或传教，触动了中国传统社会根基，从土地制度、宗族权力到家庭伦理，造成了民间社会新的阶层分化。教会势力造成的新的财富与权力阶层、西方进口产品对中国传统手工业的冲击、鸦片、烟草、棉花种植对中国传统农业的破坏，在中国民间已经造成一定程度上的民生危机。在赤贫化的华北农村，西方传教士无疑是最有钱的，比那些土地主富裕多了。他们购买土地，收拢教民，形成一种新的力量，与民间宗法地主组织、官府对抗。传洋教的洋人有特权，信洋教的国民也有特权。民怕官、官怕洋人，这些洋传教士享有“治外法权”和“领事裁判权”，不但不受中国地方行政管束，还经常干涉地方官，颐指气使。政府无力抗敌，民间积怨渐深。晚清大小不断、接二连三的教案，就是中国民间抵抗西方扩张的草根运动。

西方扩张在深入中国内部的同时，也引起中国社会地层的反抗。晚清世事惟艰，除朝廷自身腐败外，多起于“洋祸”。洋祸先是洋药（鸦片），后是洋教（基督教）。洋药盛行，摧残国家财政、人民身心，所谓损我养民之权；洋教泛滥，天朝礼教废弛，人民二心，所谓夺我教民之权。而民无所养所教，国也将不国了。洋药洋教，是双重洋祸。鸦片战争之前，国人感觉洋祸在洋药，中国与西方的冲突在贸易之争；鸦片战争之后，国人感觉洋祸在洋教，中国与西方的冲突在教义之争。而且，排洋教直接导致中国民间力量反抗西方扩张运动的兴起，最终造成朝廷、百姓与洋人的三角对立格局。

洋人既以鸦片毒中国，复以“耶教”诱良民，败坏民风、有碍吏治、污染渐深、流毒日广、居然异类、隐然敌国……鸦片战争前，朝廷仇洋，主要在仇洋药；鸦片战争之后，百姓仇洋，主要在仇洋教。传教士行踪诡秘，言谈怪诞，惑人害命，败伦乱纪，强占土地，干涉词讼，支持教民为非作歹。总之，洋药害人，洋教害人更甚；通商之弊小，传教之弊大。鸦片战争之后，教案不断，有民间冲动，也有官方诱引姑息。但教案一起，朝廷又迫于洋人之势镇压百姓。这样，在洋人那里，可以暂时息事宁人，在百姓这里，却积怨积仇愈深，终于酿成民变。当年在白河两岸观望英法联军通过，或帮联军搬运给养军火的百姓的后代，如今都参加了义和团，要扶清灭洋，烧尽洋楼、杀光洋人，据说还要念咒做法，打到洋人老家去。

中国民间力量反抗西方扩张运动的兴起，是中西关系史上值得注意的大事。西方扩张势力深入中国内陆，中国社会被分裂了，中西冲突成为中国内部的冲突。朝廷丧失抵抗意志与力量以后，民间抵抗出现，中西两极化的冲突转变为民众、洋人与朝廷之间的三角冲突。其中民众与洋人、朝廷的冲突的社会文化原因，还有积蓄在民间的一种普遍的屈辱感。鸦片战争的失败只把这种屈辱感加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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