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情况提供了重要的依据：浙帮水手，皆多信奉罗祖邪教。浙省北关一带，有零星庵堂，居住僧道老民在内，看守其所。供神佛各像不一，皆系平常庙宇。先有七十二处，今止余三十所。各水手每年攒出银钱，供给养赡。冬日回空时，即在此内安歇，不算房钱。饭食供给余剩，即留为沿途有事讼费之需。而淮安、天津、通州、京师俱有坐省之人，为之料理。各帮水手多系山东、河南无业之辈，数以万计。歇店饭铺，不敢容留。若将此等庵堂尽行拆毁、驱逐，则冬月回空各水手，无所依归，反生事端。且细查其教，亦止吃斋念经。其可恶之处，在于借此齐心，欺人生事，尚无别项不轨之处。[5] 这段文字描绘出了水手罗教的基本特征：第一，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信奉罗祖，供奉神佛，吃斋念经，庙宇庵堂是其主要的活动地点；第二，罗教庵堂不仅是漕运水手的精神依托，而且是他们的生活依靠，漕运水手回空后的住宿、饮食等都离不开庵堂；第三，水手罗教松散而不严密，尚无强有力的权力核心，共同的宗教信仰和生活需要成为主要的维系力量；第四，水手罗教虽然“齐心”，但并非与当局抗衡，其成员除了“欺人生事”之外，尚无直接影响政局的行为，也无明确的*目的。
显然，水手罗教是一个具有浓厚宗教色彩和互助性质的民间组织。“终年受雇在船，无家可归”的漕运水手，需要精神上的慰藉；罗教以庵堂的形式，既一定程度满足了水手的精神需求，又给水手提供生活上的援助。罗教庵堂对于广大漕运水手极为重要，可以说，许多水手的生老病死都与罗教庵堂紧密联系在一起，“其中有老病无归者，即留堂长寄，死后代为埋葬”[6]。由此可见，罗教对漕运水手之所以具有这种凝聚力量，实是切合了水手们的生计需求。
李卫奏折是一份处理水手斗殴、办理罗教案件的报告材料，这是清廷最初接触、处理的罗教案件。由于李卫不欲因为此案影响漕运的正常进行，主张以温和的方式妥善处理，这种态度反映到他的奏折中，便是奏折隐去了水手罗教中的组织行为，尤其是一些极端行为，这使我们在阅读这段奏折时，深感水手罗教组织特色不明确。但从当时的刑部咨文可以了解到，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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