漕运总督也在奏折中反映，“其擅用非刑割耳，亦因倚恃教门，故敢肆行无忌”[9]。苏州巡抚和漕运总督都认为问题十分严重，皆主张“绝其根源”。然而，仔细分析他们罗列的水手罗教的“不法”事实，不难发现，教中水手并无任何有组织的抗击官府、冲击政局的行动，“恃众打架”、“生事横行”皆属一般行为。真正可能引起朝廷警觉的，应是水手罗教“结为死党，一切任其教主指使”的情况。事实上，后来水手罗教的转变正是以此为基础。雍正皇帝最终采纳了浙江巡抚李卫的意见，依李卫奏折行事，即保留庵堂，改为公所，漕运水手仍可自由地住歇往来。而对于聚众生事者，“概严不可，概宽亦不可”，因人因事，分别轻重，地方官有较大的自主权。雍正的态度虽是宽严并重，但总体是十分宽松的。因此，水手罗教在雍正一朝以及乾隆前期（确切说是乾隆三十三年之前）的发展，基本保持了原有的组织状态和结构，而朝廷也避免了来自这个方面的问题的困扰。水手罗教宗教互助的特性使得组织的*色彩十分淡薄，当水手皈依罗教，进入庵堂，深感精神和生活方面的要求都得到了基本的满足———夜有所住，日有所食，病有所治，老有所归，死有所葬。在这种状况下，教内成员自然多是安分守己的。所以，尽管教内存在“教主”，存在高下等级，存在权力因素，但“教主”与家族家长、行业师父无异，权力因素也只是维系教内基本秩序稳定的一种权威。所以，水手罗教在组织系统上十分松散，不具有明清时期其他的秘密会社那种较强的保密性，也没有在*生活中充任重要角色。从水手罗教产生之日起，到雍正前期浙江巡抚李卫查处罗教案，水手罗教一直未引起当局的注意，这并非水手罗教具有高度的组织性和保密性，实是因为水手罗教的组织活动、行为方式尚属官府可以容忍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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