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文章，是我今年（一九八一年）三月八日到二十日在广州、桂平、桂林召开的“两广纪念太平天国起义一百三十周年学术讨论会”上所作的报告。由于时间的关系（翻译时间在内约一小时。翻译是原岛春雄先生，他目前在广州外国语学院边教日语边研究辛亥革命时期的思想，特别是章炳麟），只好删去了相当多的内容。这里发表时，若干内容进行了整理，同时增加了补注。　

　　在第一天（三月八日）的大会报告中，王庆成先生（近代史研究所）提出了下列问题：中国农民为什么那么信仰过去没有的“神”，是什么原因呢？并且提出了下面的见解：

　　“洪秀全所创造的上帝教，并不一定是与中国的民间信仰相对立的。上帝会所称的上帝，是中国化了的洋上帝（欧洲之神），因而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我对王先生的见解基本上是同意的。这个所谓“中国化”的具体内容是什么，这个问题具有极重要的意义。而且，我认为仅从文献的研究上对这个问题作解释是不够的。因此我也打算在熟悉当地民间信仰的中国诸先生的帮助下，今后在这方面作进一步的研究。今天我还不想谈这个问题，下面仅就上帝教之所以被人们能够接受的条件，作一次试论。

　　洪秀全始创的上帝教，虽然是中国化了的，但是由于中国从来不存在严格的唯一神教，而且在中国的民间信仰中普遍地存在着各种偶像崇拜，而上帝教区别于过去的何任宗教，它对于群众膜拜的一切偶像，采取了毫无动摇的立场，这实际是推进了对其他偶像的破坏。这种唯一神——上帝，特别在广西的浔州府一带，乃至陆川、博白各县、广东省东部（编者按：应为西部）的信宜县等地的农民接受的最多，而且从他们同时代、同地域的各种民间结社中，最突出最强有力的组织就是上帝会，这种组织如果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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