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如上所述，在早期移居的客家人中，也有个别人靠他们的辛勤劳动，或者是由于从事商业、高利贷等而发财致富，上升为中、小地主。这种情况，与十八世纪以来在这个地方发展起来的商品流通分不开的。（前引黎裴然等《太平天国起义前夜的广西社会》一文，说在太平天国前夜的广西，商品经济已经得到普遍地急速地发展；但是这种商品经济，比起生产力较高的江、浙、闽、粤、两湖等地来有显著的畸形性，就是说由于生产力低下，粮食不能自给自足，农产品尚没有拿到市场交流的条件，个体手工业的生产发展程度也不高，可以说是被外力卷进了商品流通。作者以广西好镇所交易的商品大部分来自广东为证据，说明“当时广西的商品流通的发展和广西的商品生产的发展不相适应，因而小商品生产者的两极分化并不存在，不可能为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准备条件。”）金田村的韦昌辉和贵县那帮村的石达开、冯云山的活动据点，即紫荆山区大冲村的曾玉珍家等（编者按：据太平天国印书《太平天日》所载，曾玉珍家在黄泥冲）就是这样的客家人中的中小地主。贵县大汗的大规模的土客械斗，其直接的开端原因就是客家姓温的富豪制造的，可以推测为是由于他上升到大地主地位所致。这样的客家地主与壮族、瑶族、原住汉族佃农以及客家的佃农在阶级关系中是对立的。另一方面，原来掌握地方实权的原住集团的地主乡绅，对后来客家人的地位实力的提高不欢迎，而且予以排斥，因而必然形成土客地主之间的尖锐对立。谢姓乡绅等对“捐监生”韦昌辉一家的压制，不仅反映出大地主、乡绅地主同中小地主的对立，而且也是对客家地主在*地位上的提高的压制和汉族地主乡绅集团对客家中小地主的压迫。广东省有这样的事例，客家人长期间居住下来的嘉应州，客家的童生在每次参加府试和乡试的时候，都有多数的合格者，而他们移住不久的“来土杂居的地方”，客家人的合格者则寥寥无几，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有过这样记述的文献。（特尔（Eitel）：《客家人种志概略　注释和问题》第一卷5—12号，1876年。（大英图书馆藏书）该文97页中，记述了在广东的本地人与客家的职业差别。文中说：

　　“本地人的生活方面一般的是比客家人过得好的。客家人主要的多是农民，而本地人还从事社会上的各行各业。客家是以从事稻作为主，而本地人别从事稻作、茶、养蚕事业。其中种茶与养蚕制丝（客家人很少从事这些工作），与稻作相比可节省一半劳动力。结果，本地人妇女的劳动，即使在农民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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