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中国进入近代以后，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方面，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农业社会在瓦解；另一方面，近代化的城市在成长。但是，由于这种变化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秩序下进行的，不仅农村生产力极度低下，经济凋蔽，而且城市的工商业也得不到正常的发展，加之自然灾害连年发生，战乱持续不断，失业人群和饥民队伍层累地被制造出来。这些失业和饥饿的人群为了求生，就大批投奔会党，加入匪帮，从事非法的“盗匪”活动。所以有人说，近代的中国，就是一个会匪遍地，盗贼横行的“土匪之国”。近代的中国会党，不仅活跃于农村，而且密集城市和交通码头。根据他们在城市不同地区的活动特点，我们可以将近代会党分为城市型和农村型两种不同的类型。 

　　农村型的会党，是以农村中的破产农民和其它游民为主体而组成。在旧中国的农村，他们究竟有多少山堂，已无法确知。但是，我们从一定时期某些地区性的文献记载中，还是可以窥见其大概，例如，据《平桂纪略》所记，自道光三十年至同治八年（1850年至1869年），广西就有会匪团体一千个以上。据同时期的《堂匪总录》和《股匪总录》记载，广西十二府“堂匪”的堂号数（附土匪）即有二百一十三个，“股匪”有二百三十股。如果加上当地的棒棒会、孝义会、金钱会、北帝会、父母会、青莲会等种种名目，以及水上的艇匪组织等，总数不会少于一千个。由此可见一斑。 

　　农村会党的社会功能，对内主要是谋求其成员的生活自保，协调成员之间的关系和行动步伐。由于农村破产势动者和贫苦农民加入会党的最基本要求是谋求饭食，因此，农村会党的首要任务就是解决会众的吃饭问题。我们看到，农村会党解决会众的吃饭问题的方法，往往是数百为群，实行集住的共食制。这种共食制，以太平天国时期广西天地会的“米饭主”最有代表性。凡米饭主，都开堂设馆。招待饭食，但会众抢夺的财物，要一律交公，同时必须遵守会内纪律，服从指挥。当时，在天灾人祸压迫下，广大无家无食的破产农民，有人管饭，生活受到照顾，无论在物质上和精神上，都是最大的慰籍，所以投奔“米饭主”的群众很多，广西最大的“米饭主”杨西安，在平乐沙于街开设的“连义堂”拥有数万会众。<%苏凤文：《股匪总录》卷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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