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其次，资政院内的立宪派议员只是资产阶级立宪派中的一个方面军，他们于京都辇毂之下，虽能掀起阵阵*波澜，与各省谘议局上下呼应，内外唱和，有相得益彰之妙，但其社会*影响之大小，不能不受整个立宪派力量与一般社会思想开化程度的制约。例如，资政院陈请速开国会的具奏案，与全国各省代表第三次大规模请愿相呼应（当然，部分清政府地方督抚、驻外使节的奏请起了主要的作用），才取得了迫使清廷缩短立宪期限的一定成效。正如《东方杂志》社论所说，“此次缩改国会年限”，系因东三省总督锡良、两广总督瑞澂 “有联合电请速开国会之举，请愿代表从而援之于下，资政院同时具奏，而此事乃告成熟”。[8]但是，当各省请愿代表被清廷强行解散后，资政院内部分激进的立宪派议员虽仍图作孤掌独木之举，但却不可避免地遭遇曲高和寡、水清无鱼之厄运。弹劾军机大臣的议案虽曾喧闹一时，但因立宪派议员是孤军作战，屡难奏效。立宪派议员的能量与作用是十分有限的。 

三、地位与作用 

尽管资政院内立宪派议员提出的诸多议案或未议及，或议而未决，或决而无效，但其中确有不少议案或议案条款符合中国社会发展的方向，带有近代民主的色彩。例如，在讨论修正报律议案的过程中，许多立宪派议员要求政府应给报馆以更多更大的新闻自由。他们认为，各报馆如报道国家秘密事件，政府不应对其施以*等重惩严处。这是因为，在腐败的官僚统治机制下，根本谈不上有什么“秘密”，所谓的“秘密”，“只能秘密国民”，而不能秘密国外，因为外国的报纸早已刊载得明明白白了。报馆披露中国的种种失败，是为了“使通国皆知，大家谋一个补救的方法。此等热诚实由于忠爱而发，自应嘉奖之不暇，何得加以*之罪？”况且，“报馆的主义就是新闻，并不是秘密”，如果说国家要“保全秘密”的话，应该“是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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