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因如此，资政院及立宪派议员才招致了一些守旧大臣和满族亲贵的不满与仇视。还在资政院会议期间，陆军大臣荫昌、副大臣寿勋就上折攻击资政院开会以来，“所议殊多逾越”，提醒摄政王载沣，“若不及时预为限制，将来国会成立，必至与政府冲突不已，因以酿乱招亡。远则法之路易十六，近则土耳基（其）、葡萄牙，皆我之殷鉴也”。[3]甚至有人诬蔑立宪派议员如同拳匪，攻击资政院妨碍行政，要求立即改定资政院章程。一些报纸也纷纷诋毁资政院“叠生风潮，与政府极力反对……并种种与政府为难，直视上谕如弁髦”，并严厉警告清政府，若不设法改良，“诚恐资政院即成为全国行政机关，将来不免为民选揽其大权，以扩张民权地步，酿成巨祸。”[3]这些虽为言过其实、危言耸听之论，但对处于资产阶级革命派和立宪派双重冲击下的清王朝，却不免有风声鹤唳之惊。资政院第一次常年会闭会不久，清廷即以正、副议长溥伦、沈家本不能震慑议员、掌握会议方向为由将其撤职，任命世续、李家驹为资政院正、副议长，并于1911年5月修改了资政院章程，取消了资政院议员请求召集临时会议的权力，规定凡需变改会议议程表，应“由行政衙门同意行之”。[10](P659)
立宪派议员本来对资政院及清政府抱有极大幻想，准备在资政院内大显身手，做出一些立宪的实事来。但是，清政府在资政院第一次常年会前后种种假立宪、真专制的倒行逆施，从反面教育了包括资政院议员在内的立宪派。立宪派的喉舌《时报》于1911年5月14日发表评论说：现在立宪派的*态度与去年相比，发生了极大的变化，“绝不重视谘议局、资政院议案之准备是也，盖经历次失败，民党已深知谘议局、资政院之不足恃，故咸趋于自卫之一途”。清政府的预备立宪濒临破产，立宪派与清政府间的*裂痕加大，二者分道扬镳的日子即将来临。
资政院内的立宪派议员是国内外立宪派的一个重要方面军，他们同其他立宪派一样，具有很大的软弱妥协性，热衷于合法的*抗争，幻想取得恩赐的权力。但是，资政院内的立宪派与国内的其他立宪派，特别是国外的康、梁立宪派又有着不同的*地位，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对于海外的立宪团体——政闻社，清政府可以用“内多悖逆要犯……纠结党类……阴图煽乱，扰害治安”[12](P855)的罪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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