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10月武昌起义后，民选议员纷纷私避出京，造成资政院内“民选一空”[10](P665)的局面，有些立宪派议员及时从立宪转向了革命（姑不论其*动机如何）。例如，立宪派议员雷奋1911年11月以江苏代表的资格参加了在武昌召开的起义各省代表会议；立宪派议员李素则于1911年11月，以山西代表的资格参加了在南京召开的起义各省代表会议，参与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选举和南京临时政府的组建，并出任南京临时参议院议员。因此，南京临时政府颁布的废除跪拜、剪除发辫、禁止吸食鸦片、禁止*、禁止妇女缠足、采用阳历纪年等法令，虽不能说与资政院内的立宪派议员倡导的某些带有近代色彩的议案有着直接而必然的联系，但他们在资政院内的种种努力，为南京临时政府上述法令的颁布与实施，扫除了部分思想障碍，则是无可置疑的。 

资政院成立暨开会以来，清政府竭力贬抑资政院的地位与作用，力图将其办成“泯除成见，奋发公心”，“为朝廷竭协赞之忠”[11](P746)的御用咨询机关，期望资政院议员能成为“竭尽忠诚，恪守秩序，克担义务”[11](P604-605)的忠顺臣民。但资政院内的立宪派议员却无视清廷的意愿，真诚地企望实现立宪*，力图按照本阶级的*需要去认识和改造资政院。立宪派议员确信自己在法理上的神圣地位，利用资政院的法律议决权、复议权等立法手段，遵循西方议会制度的民主程序，大胆抨击违法越权的地方督抚，批评政府，弹劾军机大臣，评论上谕，揭露清政府的假立宪，提议、会议和议决了部分有价值的议案，这不但对广大资产阶级和人民群众进行了某些民主教育与训练，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动摇着清王朝专制政府的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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