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确认时潮，“见贤思齐”。五大臣周游世界，切身感受到立宪*已成为时代潮流。在他们看来，其一，当今立宪国多、专制国少。立宪滥觞于英伦、踵行于法美，近百年间“环球诸君主国无不次第举行”(《宪档》，第110页。)。其二，立宪国富强，专制国贫弱。此因立宪政体“上下相维”，图强图富皆可“收举国一致之益”(载泽等：《考察各国*大臣条陈折稿》。)。其三，弱国转强必行宪政。如日本明治维新后推行宪政，遂由以前受制于列强转而跻身于列强，令人“不可轻量”(《档》，第6页。)。其四，强国因专制而败，势必被迫立宪。俄国败于日本，证明“兵之所由强固不在兵”(戴鸿慈：《国政要·序》。)，于是政府为人民所请而“允许”“立宪”(《宪档》，第17页。)。五大臣从中得出结论：国无强弱、无大小，“先后一揆全出宪法一途，天下大计屈可知矣”(《辛亥革命》（四），第24页。)。不言而喻，他们确认立宪是世界同一的时代潮流，实已承认清朝落伍于整个时代，并由此而透示出“见贤思齐”的迫切愿望。

　　（三）体认竞争，“省”前“谋”后。20世纪初资本主义列强进入帝国主义阶段，世界范围内的竞争日趋激烈。目睹弱肉强食的现状。考政大臣不由自主地发出了“帝国主义即霸国主义”的愤懑之言。强弱双方的利害冲突，使他们朦胧地认识到帝国主义为扩张其国力“不能不竞争”，贫弱之国则“即欲不与人争，而但求自守亦不可得”。因此，他们十分担忧，中国因土地之大、人民之众、天然财产之富正好被列强“视之为商战、兵战之场”；而中国时下可谓极弱极贫，几无任何应战能力。如何才能转臻富强？这自然使五大臣联系到对以往“新政”的反省：数十年来，练陆军建海军以求强，筑铁道、兴航路、务工商以求富，但“求强而反以益弱，求富而反以益贫”。何致于此？“*不修”。*修否如何判断？“但问其政体之为何”。(以上引文俱见《端忠敏公奏稿》第6卷。)。一言蔽之，“专制政体不改，立宪政体不成，则富强之效永无所望”。反省以前意在谋划以后。考政大臣正是根据表现为商战、兵战的世界竞争大势，认为中国要参与竞争，唯有采用立宪政体(《端忠敏公奏稿》第6卷。)。可以说，这种出于亡国之惧的思想主张，在清朝统治集团自身中还算是较为明智的。

　　概括而言，五大臣出洋考察后对宪政认识的归结点，即增进了时代感和危机感。并且，他们就是基于此而向清廷提出了变革*的重大方略。他们的谋划面涉及较广，择其要端，大致有如下四个方面。

　　第一，“定国是”，即确定实行立宪政体的大政方针。还在考察途中，载泽等人因“见闻较切”而“缄默难安”，合词吁请以五年为期改行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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