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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清末五大臣出洋考政的社会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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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7-3-9 16:37:29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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篡辑”，去粗取精，分门别类编撰了大量书籍。如载泽一班人，即成书67种共146册，另外还采辑东西文书籍434种(《申报》，1906年12月1日。)；戴鸿慈一班人，计编有《欧美*要义》4册18章、《列国政要》32册132卷、《续列国政要》32册94卷。这些书籍的内容，上议国家宪法、下议地方自治，远述古代罗马法律、近述现实三权分立制度，“包罗宏富足称大观”(《大公报》，1906年11月29日“要闻”。)。考政大臣结合亲历所及，对列国*“博考其规模、深求其原理”，较为广泛、深入地介绍了立宪的基本知识和世界各主要宪政国家的概况。这种介绍有效地传播了考政大臣的实地见闻，并使地主阶级内部的开明思想得到增强。特别是，政大臣在介绍列国宪政的同时，明确提议仿行宪政，这就使统治集团上层自日俄战争后出现的立宪要求，由此而得到鼓励。一时间，许多驻外使节、地方督抚、部衙长官乃至王公大臣争相呼应考政大臣的立宪之请，有的还进一步提出了许多具体建议。更有甚者，考政大臣配合自己关于立宪的奏折，将所编书籍择要“送呈御览”，(以上引文俱见《光绪政要》第32卷。)直接向内廷宣扬宪政。在此基础上，他们又借被召见之机“以变法敷陈”，常使帝、后默然(《辛亥革命前后—盛宣怀档案史料选辑之一》，第28页。)。
（二）“排击俗论”，促成“预备立宪”的宣布。考政大臣对立宪的奏请引起顽固守旧者的慌乱和嫉恨，他们以立宪“有妨君主大权”、“利汉不利满”等为词，“肆其簧鼓、淆乱群听”(《辛亥革命》（四），第14页。)。考政大臣不惜以身府怨，连篇累牍地上疏，据理辩争。他们申言，立宪的作用是“利于君”、“利于国、利于民，而最不利于官”；他们指出，对立宪“故作异同论”者，实际为的是保一己之私权、获一己之私利；而“满人之言立宪不利者”，也只是为其一身利禄起见，但若为了排汉而不立宪“必至自取覆亡”。进而，考政大臣在《奏请宣布立宪折》中告诫清廷，立宪*不仅势在必行，而且时不我待：列强“环视逼处”，我国“岌岌然不可终日”；若不速行宪政以“保邦致治”，五年内外各种危机将“有触即发”，“安危机关，岂待蓍蔡”。(以上引文俱见《辛亥革命》（四），第27、14、25页。)毫无疑问，考政大臣的奏疏都是从更深处为清朝统治着想，其直言快语，可谓“不避忌讳，一效其忱”(《端忠敏公奏稿》第6卷。)。“两宫”似乎有悟于此，表现出“大为感动”，那些赞同立宪的朝廷大员虽各有所图，亦以考政大臣所言为依据驳斥反对派。这样，清廷被立宪大势驱使，不得不采纳了考政大臣的意见，于1906年9月1日宣布“预备立宪”。军机处中非议立宪的荣庆、鹿传霖、铁良被同时开缺，出洋五大臣之一的戴鸿慈则“入内调处”。在这场论争中，考政大臣成了胜者。他们的胜利使清末“新政”转向了“预备立宪”的轨道，正如时论评说，“此次宣布立宪，当以泽公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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