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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清末五大臣出洋考政的社会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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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7-3-9 16:37:29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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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直接或间接由立宪派所掌握的报刊随即为之捧场，说什么“伟哉此举”，不久“必将有大改革以随其后，人心思奋则气象一新”(《时报》1905年7月18日—21日，社论：《读十四日上谕书后》。)；什么“洞中窾要”，不仅“内政之希望无穷”，而且“外交界之效力有指顾可见者”，云云(《外交报汇编》第2卷，第23页。)。不难看出，这种“预祝”式的捧场，更多的是寄托了立宪派的主观愿望。五大臣考察期间，寓居日本的海外立宪派首领梁启超与端方频以书札往还，梁氏代端方等草拟有关宪政的奏折多件、“凡二十万言内外”(李守孔：《论清季之立宪运动》，载《幼狮学报》第2卷第2期：又见《梁启超年谱》，第353页。)。端方一行考察回国抵达上海时，江浙立宪派首领张謇接连与端方会晤了七八次，“竭力劝其速奏立宪，不可再推宕”(《南通张季直先生传》，第141页。)。端方等致各省督抚请求支持立宪的电稿，也是张■代为起草。不可忽视的是，考政大臣随员中很多人具有相当程度的立宪倾向，其思想通过平日言行对考政大臣能很自然产生潜移默化的作用；有的随员还与立宪派名流有着这样那样的关系，往往成为考政大臣与立宪派之间联系的桥梁。梁启超代端方草拟的奏折，就是由端方的随员熊希龄托杨度代拟，而杨度“另责成梁启超分担”所致(见黄中兴《杨度与民初*》，第305页。)。由此看来，如果说考政大臣的主张有力地推动了清廷的决策，那么立宪派的思想则有力地影响了考政大臣的主张。此种情况何以能够发生？原来，一方面清末“新政”的推行，使民族资产阶级的上层逐渐得以形成，他们由自己经济势力的增长所决定，愈益迫切地提出了*上的立宪要求；另一方面日俄战争的刺激，使统治集团内部的分化达之于上层，其中一部分较为开明者看到立宪优于专制，为巩固统治而革新*的欲望愈益增强。于是两者在促请清廷仿行宪政的问题上，无形之中产生了“共振”。由于前者的优势在立宪思想，后者的优势在*地位，暂时某种相同的目的使双方互为需要、携起手来，前者的作用就通过后者体现了出来。从这个意义上讲，五大臣出洋考政后奏请立宪之疏显得较为有理有据，这使他们不仅一度成为统治集团中开明派的风云人物，而且似乎扮演了社会各界立宪分子在统治集团中的代言人角色。
但是，也需要明确指出的是，考政大臣与立宪派的主张，只是在是否立宪上基本相同，而在怎样立宪上则多有歧异。比如对仿宪模式，立宪派希望的是英式议会君宪制；而考政大臣推崇的则是日式二元君宪制。他们所编辑的书“以日本为最详”，所阐述的主张亦取法日本“成规”(《泽公奏陈*各书提要》，《申报》1906年12月1日。)。梁启超代端方草拟奏折意在敦促清廷及早立宪，奏折内容则因受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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