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提高“民智”。为了使国民对宪政具有相应的“普通知识与法律思想”，考政大臣借鉴列国经验后提出了几条提高民智的途径：其一，广办学校。尤其多设法律学校(戴鸿慈：《出使九国日记》，第226页。)，并且“明定教育趋向以维万法之本原”，力图“造成其行法人与守法人之所”(载泽等：《考察各国*大臣条陈折稿》。)。其二，派员留学，重点是“分班出洋学习法律”(《出使九国日记》，第226页。)。学成归国后，按所学学科分类考试、分等录用。其三，多方“导民”。在全国城镇因地制宜修建各种图书馆、博物馆、动物园和公园等等，以此促进全民增强学力、丰富见闻、陶冶情趣。(《考察各国*大臣条陈折稿》。)考政大臣还提出，取各国地方自治制度，择其合适者编定专书“著为会典”，及早让人民熟悉，为实行地方自治先播舆论；取英、德、日诸君主国现行条例，编制集会律、言论律、出版律，迅即颁行“以一趋向而定民志”(《宪档》。第112页。)，等等。
以上所述，虽并非如考政大臣所自我标榜的“舍中国数千年之所短，就东西十数国之所长”(《宪档》，第383页。)。但是，“定国是”事关立宪的全局大计，“改官制”乃是立宪的当务之急，“平满汉”为改行宪政的现实需要，提高“民智”则与立宪*自然相连。考政大臣所提方案有主有从、有先有后并相互皆有照应，可见他们本着为清朝扶危济因而仿求的宪政，在思想上大致是自成系统的。
二
诚然，出洋五大臣关于宪政的主张并未超过戊戌维新派的思想。但是，它历史地反映了清末*的一种趋向：对于立宪的认同和寻求，从民间达于官方、从资产阶级上层扩至地主阶级统治集团上层，两者认识呈波浪式推进。此乃为时势使然，体现了社会整体认识的提高。历史表明，清末仿行宪政的实施，不是始于戊戌维新时，而是始于五大臣出洋归国后。五大臣对立宪*的认识和谋划，的确对清末“预备立宪”产生了若干实际影响。
（一）扩充见闻，增进统治集团内的立宪倾向。五大臣分领两个使团，各带随员30多人，7个多月行程10多万里，对日、美、欧等10多国的立宪*博访周谘。考察途中，五大臣督率随员“削牍怀铅随时记载”，又合同驻各国使臣详加考核，还兼令留学生帮同译述，掌握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回到北京后，他们“复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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