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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清末五大臣出洋考政的社会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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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7-3-9 16:37:29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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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而“系机械的”，并非其“自动的主张”(《梁启超年谱》，第500页。)。所以。对于考政大臣提出的官制改革方案，明眼人很快发现其“原奏大略”，虽与立宪派要人蒋观云的“宪政胚论”相同，却“将民权一篇删去”(《大公报》1906年9月28日，“新闻”。)。梁启超致书蒋观云，大为抱怨这种改制“不展吾侪之望”(《梁启超年谱》，第367页。)。其实这是很正常的现象。作为清代封建营垒的重要成员，考政大臣要求改行宪政主要是为了应对日渐严重的危局、维持封建统治的急需，而进行为我所用的选择，当然不可能满足立宪派追求理想宪政的愿望。再如对仿宪进程，立宪派特别强调，责任内阁不可不设，而国会更应“速开”；考政大臣却认为，责任内阁可以“略仿”、而国会难以“骤开”，但为了过渡，可将现有的都察院改建为集议院作“一时权宜之计”(《宪档》，第374页。)。后来清廷参仿考政大臣的意见，论令设资政院以立“上下议院基础”，立宪派则一面通过各种方式“欲以国会之组织寓诸资政院”(《梁启超年谱》，第428页。)，一面为“速开国会”掀起了一次次大规模的请愿运动。比较之下，考政大臣显然比立宪派要保守多了。至于整个“预备立宪”的时间，立宪派一再反对拖延，而考政大臣则先后提出了五年、九年乃至十五或二十年等等(《宪档》，第110页。)。于此可见，封建统治集团中即使较为开明者，在不得不革新的现实面前，也非常害怕旧有的制度会突然失去依托。他们既要仿行宪政又想延缓进程，为的是自我调节心理达于平衡；他们慷慨陈词的“革故鼎新”，常被近乎本能地降格为“执两用中”(《东方杂志》《临时增刊·宪政初纲》（1906年）。)，其立宪意识多方位地交叉干清廷和立宪派之间。这反映了五大臣考政归来后复杂的*心态，也反映了清末“预备立宪”前复杂的社会背景。
由上所述，可以看出，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愈演愈烈、中国民族危亡日趋严重而清朝的专制*统治又实在难以为继之际，社会自身发展的规律，必然促使统治集团内都在各种因素的作用下产生分化，其中一部分人自觉或不自觉地要求实现立宪*。清朝五大臣出洋考政归国后所提出的仿行宪政的主张和措施，正是适应了这些*倾向的结果。这在一贯闭关锁国、妄自尊大的清朝统治集团中，不失为一种开明之举。但是，他们的根本目的是为封建皇朝“起衰救危”，力图维护清朝长治久安的统治，这不仅与当时广大下层人民群众、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救国方略南辕北辙，而且与资产阶级立宪派关于新设国会的立宪主张也不可同日而语，这就必然得不到社会各阶层、尤其是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另外，由于清廷主观上唯恐立宪而使专制皇权旁落，对五大臣的建言始终心存疑虑，不肯认真仿行宪政。其结果，与五大臣的愿望相反，清朝统治在重重危机中愈陷愈深，直至不能自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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