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建立并逐渐完善教育团体，纳入各级教育行政体系，使之成为教育辅助机构，定期召开教育会议以讨论兴学事务，发挥教育团体对决策的建议与咨询功能，是学部成立伊始便确定的方针，并采取过相应措施落实推进。1906年7月，江苏、直隶等省先后成立教育总会， 学部因而奏定各省教育会章程，试图通过规范要求及统一法令，对教育团体的活动进行严格限制，以防借教育为名从事*活动，从而将各地教育会由民间自发组织改变为半官方团体，成为政府教育行政体系中的辅助机构。

　　依照学部官制，教育会的对口管理部门是普通司下设的小学教育科，但学部成立后的6年中，从未召集各地教育会开展任何活动， 也未主动咨询或征集过各地教育会的意见，更未建立全国性的教育会。为了缓解预备立宪期间统筹发展全国教育的内外交困局面，继江苏倡议的各省教育总会联合会召开不久，1911年6 月学部向清廷奏准设立中央教育会。其章程由学部参议戴展诚起草，所陈述的设会理由强调：东西各国对教育的重视体现于“合力通筹”，“惟是教育理法，极为博深，教育业务又容易繁重，决非一二执行教育之人所能尽其义蕴”。因此应效法日本文部省开高等教育会之举，“汇集无数名家，开议教育事项”，“颇收集思广益之效，意美法良”，集合朝野有识之士，共商教育发展的大政方针。其目的旨在解决宪政所需的教育规划与发展的重大难题。学部对学务虽已竭力筹划，但“困于教育经费，一切规划均未能骤期完备”。普及教育与宪政息息相关，且因预备立宪缩短期限而“在今日实有迫不及待之势”。可是中国“幅员辽廓，民生艰窘，其间土俗人情又各自为风气，措办学务每多ｈàｎ＠②格。其普及教育之推广维持，教授管理，在在均须广集教育经验，得有人员，周资博访，始足以利推行而免阻碍。”

　　至于具体办法，学部建议采取日本高等教育会章程变通办理，“召集各项学务人员，在京师设立会所，由臣部监督，会议中学以下各事宜。其中难解之疑问，滞塞之情形，均可藉以沟通，取便措注，以为臣部教育行政辅助之机关。”在组织上，规定学部为教育会的领导与监督，从业务范围到管理规则、会员资格与人数，均有严格限制。其会长与副会长由学务大臣选派。办事官及书记各员则均“由学部酌派本部人员兼充，办事官听会长指挥，整理庶务，书记秉承办事官办理一切事务”。章程第11条更明确规定：“中央教育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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