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尽管中央教育会的召开反映了朝野一定程度的共识，但官绅各方的利益要求却相去甚远，因而围绕人事安排、会议宗旨等一系列问题，始终充满了矛盾与冲突。中央教育会筹备召开的消息刚刚传出，京师各界纷纷猜测学部开会的动机，“人言啧啧，赞成兹会者有之，嘲笑兹会者亦有之”。赞成者期望甚殷，认为过去上下隔阂，“各省状况与夫民间之经验，学部不尽知也，故措施之间未能尽当”。召开此会，“吾国教育之进步，殆可一泻千里，沛然而莫之御”。怀疑者犹疑观望，揣测学部是鉴于去年受资政院议员质问，颇难应付，特开此会，罗致资政院有力之议员，以免今年九月再受抨击。但开办中央教育会，未必能免资政院非议，而将先受各地学务人员的责难，不如不办。反对者判断学部旨在通过中央教育会否决已经提上议程、但十分棘手的国库补助小学经费、试办义务教育、颁布国语课本、军国民教育等重要议案，目的消极而非积极。（注：陆费逵：《论中央教育会》，《教育杂志》第3年第8期，1911年10月1日。）

　　清廷的态度具有决定作用，摄政王对此事极为重视，通过总理大臣向唐景崇传递口谕：“教育会之设，关系教育前途甚大，所有逐日议案，著即按照资政院例，每日于闭会后缮录一份封送本监国邸内，以凭查核”；总理大臣处也照样分送会议记录。（注：《监国对于教育会之注重》，1911年7月20日《大公报》。）

　　关于中央教育会正副会长人选，学部曾打算以本部官员为正职，而以地方士绅任副职，以明确学部的领导地位，便于控制会议进程。学部丞参被列为会长候选人的有严复、孟庆荣和戴展诚。（注：《中央教育会之会长》，1911年6月4日《大公报》。）也许是考虑到学部内部关系的平衡及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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