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部把持会议的企图还体现于形式方面，“此次开会，其一切旁听券均须向该部堂官前乞讨，会中不列旁听记者席。盖虽云教育会，亦以守秘密为宗旨也。”（注：《中央教育会开会续志》，1911年7月22 日《申报》。）据说筹备之初，学部本议设记者席，后因专门司司长王季烈反对而作罢。“当时原议即普通旁听席一律概不设置，以冀免去一切闲话。后由唐尚不允，始行预备普通旁听券，然须严加限制，在京议员由学务大臣领取，在外议员由会长领取，独于新闻记者则深闭固拒，虽唐尚亦不敢故违若辈之意。”（注：《中央教育会杂闻》，1911年7 月26日《申报》。）“王因之常向人作机警之言曰：‘使此次果列新闻记者席，则吾政策将为之一变，临议时吾亦须略骂学部一二语，以博声誉。今若此，吾心略安矣。’”（注：《中央教育会开会三纪》， 1911年7月23日《申报》。）后来因京师报界对此愤愤不平，“且有直揭不设席之隐衷者”（注：《中央教育会杂闻》，1911年7月26日《申报》。），当局只好将会场略加扩充修饰，添设旁听席，准许新闻记者入座旁听。结果会议期间旁听的记者多达100余人，几乎和代表人数接近。各地传媒纷纷在重要新闻的版面上，以大量篇幅予以报道，十分详尽地记述了会议的全过程。

　　在互逞口舌之利的刺激下，学部与外省代表不无意气用事之嫌。 8月5日，张元济函告友人：“昨日会场尚无冲突， 惟外来会员已有成见，与学部反对。此中稍难对付耳。”（注：《张元济年谱》，第97页。）此后双方冲突愈演愈烈，尤其是坐在后排的外省会员，因会场音响效果不佳，常常尚未听清楚讨论内容和发言要点，即贸然起立表决。由于“会长之意向所趋，与学部之意向所趋有两不相容之势”，张謇和张元济利用其主持的权力，尽量使会议安排有利于己方。“如军国民教育议案指定审查员，学部特派员竟未得一人参与，而学部人员之不平意气，竟发见于会场中，益惹起会长之反动力，卒致此案完全通过。是皆学部之所极端反对而各行省会员所极端主张者也。此议案表决之结果，学部人员无不大失所望，而对于会长遂起非常之恶感。”（注：《论中央教育会之前途》，1911年8月23日《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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