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会长张謇的开会词表达的却是另一种声音：“今日我国处列强竞争之时代，无论何种政策，皆须有观察世界之眼光、旗鼓相当之手段，然后得与竞争之会，而教育尤为各种政策之根本……今日最亟之教育，即救亡图强之教育也。”中国兴学以来，形式或有已告成立者，但精神之病日深，成为国家前途的大隐患。所谓精神之病，“大抵根于旧日之遗传，或沿科举之积习，或为社会之颓风，或征兆于家庭，或影响于政令”，其症状一为心理的私心，一为生理的惰力。在他看来，提倡国家主义教育与军国民主义教育，去私心、去惰力以挽救民族危亡，才是当务之急，也是兴办教育最迫切和最根本的任务。尽管他将国民主义和军国民主义比附于钦定教育宗旨的尚公、尚武，但一方面将尚公、尚武作为忠君、尊孔、尚实的根本，与官方的秩序解释完全不同；另一方面则强调不能空言宗旨，须谋种种提倡之方法，“有宗旨而无方法，其弊不过无效，若方法与宗旨相反，则适为救亡图强之障碍，或因教育政策反于时势之需求与反于国民之希望之故，激而生意外之变，此尤可为隐忧者矣”。（注：《中央教育会会长张謇开会词》，1911年7月21、22日《盛京时报》。 ）其目标显然在于依据时势变化调整教育宗旨。两种不同的指导思想和教育主张从会议的开幕之日起就南辕北辙，如果说学部和清廷主要注重新式教育量的扩张，教育界士绅则更加侧重于质的改变。前者以推行宪政巩固统治为目的，后者却旨在增强国民素质以拯救民族危亡。由于官绅对会议的期望不一，关注点不同，整个过程始终贯穿着尖锐的观念冲突与言词交锋。
中央教育会章程及会议规则，均由学部拟订，并不反映教育界的公意。学部凭借有利地位，力图使会议表面上为荟萃全国教育界官绅，集思广益，实际上基本按照学部的意旨进行。与会代表构成比例的决定权掌握于学部，所定名单中，教育界势力明显偏弱。（注：《学部奏准设立中央教育会并拟具章程折并章程》（《教育杂志》第3年第6期，1911年7月5日）中所附中央教育会章程的第四条“会员资格及人数”的规定，确定代表资格为十类：1.学部丞参及各司长、参事官、各局局长； 2.学部视学人员；3.学部直辖各学堂监督；4. 民政部内外厅丞及民治司司长；5.陆海军部军学司司长；6.京师督学局2人；7. 各省学务公所议长或议绅、教育总会会长、副会长，由提学使推举1—2人；8.各省学务公所科长及省视学，由提学使遴派1人；9. 各省两级师范及中学堂之监督教员、两等小学堂长，由提学使遴派2人；10.著有学识或富于教育经验者，由学部酌派30人。其中纯属政府官僚者为1、2、4、5、6、8等六类，而学部及各省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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