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构的设置提供了一定的借鉴依据。我们知道，国家有对内对外两个职能，对内职能又有阶级统治和社会管理两个方面。清末官制改革前的封建王朝，往往对内职能凸显而对外职能隐匿；对内职能又往往是阶级统治职能突出而社会管理职能不足。清末官制改革通过设立海关、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以及后来改总理衙门为外务部，班到各部之首等措施，实际上正式确立并逐步加强了国家的对外职能；通过设立商部、学部、盐政处（院）、实业司、铁路局、矿务局等中央一、二级机构和撤销军机处、詹事府等中央机构，加强了国家的社会管理职能，尤其是经济和文化管理的职能。职能扩大和完善后的国家，政府实际上已对社会的经济、文化、福利以及国际地位等负起责任，或者说不得不认真考虑这些问题，使政府成为融合了近代社会特色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国家代表，而不再是仅仅为封建帝王服务的一家一姓的朝廷。同时，当时中央政府在不断改革的过程中不断吸收我国古代官制的一些优良传统和外国的先进经验，使其机构的组合万式、名称、作用等日趋合理，为后来的国民政府、蒋介石政权乃至新中国的中央人民政府，都提供了某些借鉴模式，如外务部（外交部），学部（教育部），等等。（《康南海官制议》。)选官制度方面废除捐纳制度，尤其是废除科举制度更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通过捐纳钱粮以得官的捐纳制度，尽管其腐朽性显而易见，但在清代，其市场也不小，废除它是需要魄力的；至于科举制度，尽管它从根本上来说有碍新的社会条件下人性的发挥和社会、经济的发展，但不乏合理的成份，且在中国沿用了一千多年，要废除它也非很大的勇气和非常的能力不可，官制改革做到了，值得充分背定。
清末官制改革较大的局限性主要表现在只改其表而未融及其里。拿中央机构改革来说，虽然通过改革调整、扩大和完善了国家职能，削弱了部份专制皇权，动摇了皇权的私有性，但皇权最终仍然高高在上（虽然准备接受宪法的制约），并没有形成有效的制约机制，封建专制仍是中央政府的一个特点。而且，中央政府机构的改革虽然变动或增加了职能，但实际掌握这些机构的并不都是赞成和主张改革的具有新思想的进步人士，仍然主要是皇族。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形成新瓶旧酒，严重地损害了改革的形象和作用，挫伤了改革者和支持者的积极性，使官制改革始终没有形成举国上下一致的强劲之势。再拿选官制度的改革来说，虽然最终废除了科举取士制度而实行了我们今天仍部份沿用的学堂教育选才制度，但并未建立起一套顺应时代发展的官员选拔制度，尤其是在*思想上，仍然把封建主义的内容放在首位，仍然把是否忠诚封建君主作为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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