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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汝昌与甲午海战（之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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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7-3-9 16:39:45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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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会发现，他对舰队的日常管理、训练以及协调维修保障等海军业务已相当熟悉，且无不亲力亲为。惟因受自身条件所限，丁汝昌没有也不可能精通海军业务，对海军战略战术更是无从窥其堂奥。另一方面，丁汝昌为人随和，不拘形迹，故与部下的关系较为融洽；但这种性格与其专业素质缺陷相结合，又使他难以在受过专业培训特别是留过洋的部下面前树立应有的权威。了解内情的时人指出：“提督丁汝昌本陆将，且淮人，孤寄群闽人之上，遂为闽党所制，威令不行。”（注：《张謇致翁同和密信》（光绪二十年六月二十二日），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中日战争》（以下简称《中日战争》丛刊续编），第6册，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449—450页。）在战争爆发前夕，新科状元、翰林院修撰张謇在写给户部尚书翁同和的密信中说：“丁常与将士共博，士卒习玩之，亦不能进退一士卒”，故“丁须即拔”（注：姚锡光：《东方兵事纪略》，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以下简称《中日战争》丛刊），第1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63页。丁汝昌是安徽人，而北洋海军军官绝大多数为福建人，如主要军舰的管带除“致远”号管带邓世昌和“平远”号管带李和是广东人，其余均为闽籍。）。张謇在1882年参与处理朝鲜壬午事变时曾与北洋海军有过较密切的接触，此时他与翁同和讨论撤换丁汝昌或有改变淮系集团控制海军的意图，但其对丁汝昌的评论还是言之有据的。
战前的这次关于撤换北洋海军提督的密议，虽未立即付诸行动，却预示着丁汝昌将是战争中朝野共同“高度关注”的对象。换言之，甲午战争对丁汝昌来说，将是他一生中最大也是最严峻的考验。但时人因自身的局限性，往往带着某种感情（或情绪）论人论事，很难做到客观公正。因此，后世论者在据时议评说丁汝昌时，还应注意了解甚至重建当时的语境；不但要研究丁汝昌在战争中的具体表现，更要考察其周围各种因素对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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