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五月二十二日戌刻），《李鸿章全集》，电稿，第2册，第727页。）第二天，林泰曾又电李鸿章，说军舰在仁川战守均不宜，拟留一二舰在仁川探信，余舰转赴牙山备战守，并请速派3艘鱼雷艇来牙山防护（注：李鸿章：《复刘公岛丁军门》（光绪二十年五月二十六日酉刻），《李鸿章全集》，电稿，第2册，第733页。）。李鸿章调舰赴朝既是一种象征性行动，也有相机应变的考虑，但当他听到日本将派鱼雷艇攻击中国在朝军舰的传闻后，对军舰继续留驻仁川或移牙山是否妥当，也有些犹豫难断，遂又转询丁汝昌意见。
丁汝昌认为，北洋海军根本不是日本海军的对手，只有集中兵力尚有与其周旋或拼死一战的可能。他的这一对中日海军实力对比的认识，其实也是北洋海军内部的一个基本共识。“经远”舰驾驶二副陈京莹在战前写给父亲的信中说：“海战只操三成之权，盖日本战舰较多，中国只有北洋数舰可供海战，而南洋及各省差船，不特无操练，且船如玻璃也。”所以舰队官兵的普遍心态是“明知时势，且想马江前车，均战战兢兢”（注：转引自王记华：《甲午英烈，家国情长——北洋海军“经远”舰驾驶二副陈京莹及其甲午遗书所见》，《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馆馆刊》2002年第1期，第27页。陈京莹信中所言“马江前车”，指的是1884年8月23日福建水师与法国海军在福州马江之战中全军覆没。）。正因为对己方力量缺乏信心，丁汝昌与李鸿章一样认为应避免与日本发生军事冲突，不同的是他反对分散使用有限的海军兵力以应对日益恶化的局势。
6月30日，丁汝昌复电李鸿章，明确表示：“‘镇（远）’、‘济（远）’等牢住牙山，纵备艇雷，万一失和，日必要截，音信、煤粮中阻，必被所困，兵分力单，两难济事。前请调‘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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