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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所包含的道德目标转换为靠集体竞争实现国力强盛的*目标,这种做法往往是以损害数千年培养出来的文化气质和道德秩序的自治制衡功能为代价的。[4](ｐ232 244)孔子象征的再造一方面是想通过儒教与作为王权代表的光绪帝之间重新建立起一种帝王师与实施*策略之间的合理关系,使光绪在*意义上演变为一个拥有真正权威的帝王,但这毕竟是为*变革程序的需要所推行的“复古”要求,实际更重要的目标是,康有为是想通过今文经学中文化象征系统的发掘,重新赋予过渡时期列强角逐所表现出的疯狂功利状态以一种文化包容的内涵,同时又不失其以“大一统”的名义整合“中国”为一个现代国家的*目的。19世纪末的梁启超一直跟随着康有为奉行“保教”的*策略,即通过对孔子及《春秋》微言大义的阐发来重新揭示儒学经世致用的地位。如梁启超在言及如何读经时,核心的几条提示都是一种标准的今文话语,如“一当知孔子之为教主;二当知六经皆孔子所作……四当知六经皆孔子改定制度,以治百世之书;五当知七十子后学,皆以传教为事……七当知孔子口说,皆在传记,汉儒治经,皆以经世”。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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