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末期,康梁变法面对的是如何处理好清朝向现代国家实体转换过程中既要融入世界,同时又如何依靠文化的特质以保持其与世界秩序之间的距离而构成一种紧张关系的问题。据张灏的看法,就哲学层次而言,支配中国人世界秩序观的是天下大同的乌托邦理想,但就*层次或一般层次来说,中国人的世界秩序观为中国中心论的意象所支配,中国被想像成由无数不同类型的附属国围绕而构成世界的中心。19世纪以来,中国的世界秩序观已被西方冲击得七零八落,“天下一统观”作为一种“文化理念”或哲学理想,与现实*的关系尚有一段距离,因此未受多大触动。而晚清思想界的一个有趣特征是,在力图适应因西方扩张而形成的新的世界现实中,在一些士绅身上出现了一种求助于天下大同哲学观的明显趋向,康有为的天下大同思想和谭嗣同的“仁”的世界观即是这种趋向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阻止任公在19世纪末时就承认国家为“最上之团体”的,不是早已被西方扩张击碎的中国中心观的世界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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