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之教不是通过“宗教”的仪轨和信仰方式传播的,而是通过民间道德教化的文化实践行为予以达致的,所以正如张灏所说,“传教”思想在“经世”思想中是不明显的,因为根本不需要对经世和传教作任何区别。“传教”被作为一种策略单独成为一种思潮,以和传统的“教化”行为相区别,明显是外来压力导致的结果。这是因为以往需要通过传统道德教化程序所达致,以有别于官僚行政的*管理目标的儒家治世策略,明显地无法与现代国际*厘定的国家设计原则相抗衡,不但*与儒学传统结合的方式遭到质疑,而且儒学通过道德教化手段区分于官僚治理制度的做法也遭到了质疑。这表明中国士人已意识到19世纪末中国面临的挑战不仅是一个社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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