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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在回答学生提问时,就认为“仁”的广大包容能力是全球更新的动力。这套思路推及到维新变法中,梁启超对光绪的“道德”之心的发掘与强调并视之为变法是否成功的决定性因素,就明显是宋明“新儒家”的思考路数。维新变法失败的刺激,促使梁启超重新思考“道德”与“制度”建设之间的关系。首先是重新界定对“群”的理解,任公认为变法失败的关键在于只是想从皇帝一人的“道德”修养入手推己及人以带动整个王朝制度的变革,这个过于理想化的设计似乎应为变法失败负上主要责任。反思的结果是应从提高全民道德素质入手,推及制度的变革,民众的道德气质变化了,制度才能彻底改变。这种从“道德主义”向“泛道德主义”的转换明显仍是在“心学”的框架内发言。只不过“道德”在“新民”的旗号下被赋予了现代的涵义。道德修养不是为了旧有的制度如何变得合理,而是为了成为现代民族国家成员的一种不可或缺的资格训练。所以“道德”的内容被赋予了种种与现代西方伦理更加接近的内涵,这在《新民说》里表现得淋漓尽致。
在《新民说》里,梁启超对各种旧道德的抨击往往是以西方道德为参照标准的。而到了《复古思潮评议》中,梁启超开始理性地把“道德”与“制度”变革加以脱钩式地处理,即不认为“道德”气质的变化可以那么直接地引发“制度”的变化,同时通过模糊新旧道德界限的方 << 上一页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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