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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确指其为何时何人所造,而匹夫匹妇日用饮食之活动皆与有力焉,是其类也。吾所谓总成绩者,即指此两类之总和也。夫成绩者,今所现之果也,然必有昔之成绩以为之因;而今之成绩又自为因,以孕产将来之果;因果相续,如环无端。必寻出其因果关系,然后活动之继续性,可得而悬解也。”[6](p108 109)这样一来,对中国传统习俗与道德这些变化要素所做出的价值判断就被完整地置于“进步史观”的解释框架之内。也就是说,从制度创新的角度而言,传统道德由于不适合进化因果序列的要求而无可置疑地扮演着负面的角色。然而在20世纪20年代以后,梁启超的历史观特别是“文化史观”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开始尝试拒绝用所谓纯粹科学的方法套解历史现象的思路。梁启超首先认为作为科学研究基石的归纳研究法可能并不适用于历史研究,因为归纳研究法关注的是“共相”,也许只适合于整理史料。“归纳法最 << 上一页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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