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了原来纯粹认可以西方物质文明为惟一普遍标准的历史态度,转而强调“文化”积累在文明进化中的意义。
梁启超晚年大量借助佛家术语阐释“文化”累积与发生作用的情形,比如在给“文化”下定义时,就把它描绘成“人类心能所开积出来之有价值的共业也”。[8](p392)“共业”二字即源于佛家术语,而梁氏对“业”字涵义的解释亦是相当的玄妙,所谓“业”就是:“我们所有一切身心活动,都是一刹那一刹那的飞奔过去,随起随灭,毫不停留,但是每活动一次,他的魂影便永远留在宇宙间,不能磨灭。”[8](p392)任公用宜兴茶壶做了一个很有趣的比喻,他的意思是说,茶壶相当于一种整体性的社会结构,而文化因子就好比是壶中的茶水。老宜兴茶壶,多泡一次茶,那壶的内容便发生一次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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