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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条所提及的所谓“文化共业”表面上被重新归入整体进化的序列,但其含义已大不相同,标准的西方进化史观是以是否能促成物质文明的更新为参照来衡定所有“文化”的价值的。这种标准不但不会考虑“文化”在某一文明中的积累程度,反而会把这些积累看作是物质文明发展的障碍,特别是在“进化史观”的解释框架下,人们已逐渐熟悉了东方/西方,传统/现代二分的基本认知方式时,就更容易如此来思考问题。而在任公晚年的“历史观”中,“文化”本身的积储和扩大恰恰是进化的表现,而这种“进化”恰恰不是以其是否符合西方意义上的物质进化标准而加以判定的,而是某种“心能”“互缘”交互作用的结果。对这种“心能”“互缘”累积作用的直觉感知成为历史研究的主要任务。由此也使梁启超晚年的历史观更加背离了标准意义上的西方进化史观,而创造出了一种对中国历史变化的独特理解。在论及任公晚年的历史观时,一般论者往往会自觉不自觉地给他贴上文化保守主义的标签,以此说明他在晚年特别是游历欧洲之后所表达出的对西方科学文明的疏离和失望情绪,以及对持守中国文化之遗脉的坚定态度。但据我的观察所见,梁启超晚年并没有走向另一个极端,即彻底放弃他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所奉行的“进化史观”,只不过修 << 上一页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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