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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固定在了强调竞争的民族主义冲突的位置上,在这个位置上,他基本上已成为西方国家构造模式的普遍性在中国的代言人。或者说开始从注重在民族国家的建设过程中如何保持自身的“文化认同”,转而更加注意如何确认中国在世界文明体系中作为民族国家身份的合法性问题。从而完成了从“保教”向“保国”的思想转换。我们不难注意到,梁启超在日本流亡之后直至回到国内,也就是说大约在20世纪最初十几年时间里,他把更多的精力和时间投入到了*活动中,其关注的焦点是“中国”作为现代民族国家中的一员,如何有效地实施现代*过程和行为,而基本上再也不去注意现代*行为与传统文化之间是否会形成某种合理的呼应关系。他讨论的话题已不是最初的“革命”还是“改良”的问题,而更多地是“后革命时期”中国*运行机制的选择问题,如所谓“国体”与“政体”的问题,政党构造程序问题,共和*如何本土化的问题等等。作为*家的梁启超此刻亦显得光芒四射,甚至以进步党党魁的身份亲予*过程,只是其讨论的主题似乎越来越技术化,涉及的都是相当现实功利的*设计策略。
三 徘徊于“复古”与“蔑古”之间:重建传统道德与现代制度建设的关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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