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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以治天下。故曰:洋溢中国,施及蛮貊,凡有血气,莫不尊亲。他曰诸生学成,尚当共矢宏愿,传孔子太平大同之教于万国。”[1](p58)可见这时的梁启超仍深受康有为大同思想的制约,把孔教视为可达于万世的普遍主义信仰准则。在早期,梁启超还是从一名地方士绅的角度来看待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他们更像是以“地方主义者”的自足角度观察世界变化的,这几乎成为当时士绅阶层的普遍视角。比如当时还是湖南乡绅的杨度与友人议论的也是如何以《春秋》范围万世,以经术诠释天下。而流亡日本后,梁启超有更多的时间反思戊戌维新*生涯的得失,更多地是从*家的眼光去衡定传统的价值,而不是站在传统价值的内部去评估它。尤其是在日本的经历使他得以跃出乡绅活动范围的制约,从“国”与“国”互动关系的视角重新审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其以民族国家模式立国的思想日益坚定,而摈弃传教式的大一统理念确是从此时开始的。现代*家的角色而不是文化传播者(传教者)的角色换位,使任公的思 << 上一页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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