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梁启超在流亡日本后基本上成为现代民族国家历史发展逻辑的忠实信奉者,却仍不妨碍他在适当的时机重新关注“文化”与*问题之间的关联性。1915年,梁启超发表了著名的《复古思潮评议》一文,在这篇文章中,任公试图在“复古”与“蔑古”两种极端的评判取向上达成平衡。例如在针对“复古”之谬的言论时,梁启超极言“忠孝节义”等诸种中国旧道德与世界普遍道德的共通性。“盖忠孝节义诸德,其本质原无古今中外之可言。……即如忠孝节义四德者,原非我国所可独专,又岂外国所能独弃。古昔固尊为典彝,来兹亦焉能泯蔑?夫以忠孝节义与复古并为一谭,揆诸伦理,既已不辞;以厌恶复古故而致疑于忠孝节。杨度曾劝友人改治《春秋》,理由就是:“以其精于礼,而礼乐必在百年平定之后。今之西人亦已庶富,以无礼教,势将日衰,欲抱此以用世,中夏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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