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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659)。反过来他也质疑新学家把“道德论”与“复古论”硬扯在一起,“凡倡道德,皆假之以为复古地也”的舆论倾向。而且反对单以“道德论”作为制度变革的理据,“夫孰不知提倡道德为改良风俗之大源,然以今日社会周遭之空气,*手段之所影响,中外情势之所诱胁,苟无道以解其症而廓其障,则虽日以道德论喃喃于大众前,曷由有效?徒损道德本身之价值耳!”[1](p660)关于“道德”与“制度建构”之间如何建立起具有现代意义的有效联系,一直是梁启超致力思考的问题。其间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梁氏的思考也经历了一系列的变化。19世纪末的梁启超基本是以布衣变法的身份参与朝廷机要。受康有为今文经学解释的影响,任公承认孔子作为象征符号曲成万物、范围万世的普遍主义规范作用。但在“大一统”的宏大叙事中,梁启超仍然更强调“仁”对人们传统生活的支配作用,在《湖南时务学堂札记》中 << 上一页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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