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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还是一个宗教文化问题,在维护中国作为一个社会*实体的合法性外,又产生了文化认同的焦虑。梁启超提出“保教”说实际上就是要对这两个层面的焦虑感做出回应。一是把沉埋已久的孔子乃做法之王的形象赋予中心地位,力图在社会*实体意义上重塑“中国”在*制度方面的形式合法性。孔子“范围万世,制百代法”的目的可以一直延及到对现代*体制的建构方面。二是孔子作为“教化之王”形象的重塑,解决的却是“文化认同”的心理问题。梁启超有一个担心,就是一旦中国民众被改造为现代民族国家的成员,即所谓现代“国民”之后,将丧失中国人之作为中国人的文化所赋予的特征。所以中国现代国家的创构过程必须被置于“传教”的范围之内以服从于文化认同的目标,才不至于丧失中国传统的本源特征。所以梁启超说:“夫天下无不教而治之民,故天下无无教而立之国,国受范于教。”[5]在《湖南时务学堂学约》中,梁启超更是把“传教”上升到了教育原则的高度:“今宜取六经义理制度、微言大义,一一证以近事新理,以发明之,然后孔子垂法万世,范围*之真乃见。……盖孔子之教,非徒治一国 << 上一页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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