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过渡时代论》与当代过渡期历史观的构造_历史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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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过渡时代论》与当代过渡期历史观的构造

时间：2007-3-9 16:42:30 来源：不详


	,而是天下大同的道德观。[2](ｐ112)康有为的“大同观”在这一时期之所以深深吸引着任公,乃是因为他并非是在盲目接受民族—国家的观念基础上重组“中国”的秩序,而是试图仍在儒教的思维定势中,用“文化”的力量重新整合中国的行政资源,超越民族自觉与联邦自治实践这些现代西方国家得以建立的民族主义历史前提。[3](ｐ183 277)尤其是通过复兴今文经学中孔子预言家的形象,来重新定位王权与儒学知识体系作为象征系统的作用是其核心的设计思路。孔子作为“制法之王”在康有为所宣扬的儒教系谱中重新呈现出与近代重大改革相呼应的指导意义。孔子在清代早已从辅弼王权,为“帝王师”的地位,蜕变为专心致力于教化伦理的师儒。康有为重新确立孔子的“素王”地位,凸现其“制法”的功能,其目的已不是与西汉初年的儒生一样,仅仅热衷于论证王权统治的合法性,而是想通过孔子形象的再造,重新唤醒被现代构想所压抑的文化因素,以抵销现代国际的铁血特征。特别是在中国转变为现代国家的过程中,政府总是把传统的文化取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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